善与恶

詹姆斯·邦德在与勒希弗周旋后，面对的善恶问题成了实际的危机，而不再只是美德与邪恶之间的抽象区分。邦德质疑自己身为杀手所秉持的道德确信——过去的工作让他明白，英雄与恶棍的称谓会随政治局势而改变；而亲身受苦则使他重新意识到，奉命杀人与为报复而杀人并不相同。马蒂斯反驳说，亲历真正的伤害仍能教人辨认道德是非；后来揭露维斯珀从事间谍活动，更让这番话显得沉痛。

简单范畴的崩塌

邦德养伤时，想起勒希弗说的“扮演印第安人”一语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里。这句话促使他重新思考自己曾用来理解工作的英雄形象——他说，年轻时，分辨恶棍与英雄似乎轻而易举，成为一名杀死恶棍的英雄也显得理所当然。然而，在遭受折磨时，他突然觉得活着更重要，也怀疑勒希弗的说法或许是对的。这并不意味着他转而站到勒希弗一边，而是他用来理解自身行为的道德叙事陷入了危机。

邦德通过自身处境中角色颠倒的情形，解释了这种危机。在邦德看来，勒希弗是恶棍，曾试图毁掉他；但从勒希弗的角度看，邦德才是敌手。仅仅给两人贴上标签，并不能让这两种角色截然分开。邦德还指出，爱国主义会让暴力显得正当，但政治立场及其名称会随时间改变。一代人称为光荣的事业，另一代人可能会谴责或重新定性。在他的叙述中，英雄与恶棍会随着历史变迁而互换位置。

经历、报复与道德判断

邦德的疑虑并未抹去他对勒希弗的个人判断。他承认勒希弗对他做了恶事，并说如果对方再次出现，他会杀了他；但他将这种反应与打着道德或国家旗号的所谓崇高行为区分开来——那将是私人报复。这一承认把问题从对善恶的宏大裁断，缩小到邦德自身暴力行为背后的动机。邦德暗示，一个目标即使邪恶，杀死他的理由也未必因此高尚。

接下来，他讨论人们用来想象道德极端的形象。上帝有清晰的形象，魔鬼却难以界定；邦德问魔鬼长什么样时，马蒂斯回答：“一个女人。”随后，邦德抗议人们理解善恶时存在的不平衡——善有其圣书和诫命，恶却没有相应的论述来阐明自身的原则或形态。缺少这种指引时，人们便依靠父母和老师传下来的故事、那些最不善良之人的事例，或是直觉。他异想天开地同情魔鬼，与其说是在为残忍辩护，不如说是在质疑一种不去探究人们如何辨认邪恶、却将邪恶视为显而易见范畴的道德框架。

邦德甚至提出，勒希弗的邪恶发挥了某种作用。他说，勒希弗提供了一个邪恶的标准，使与之相对的善良标准得以理解；那些曾与他打过交道的人，更能衡量邪恶，并由此变得更有德行。这个说法刻意挑衅，因为邦德承认，他曾协助摧毁这个据说提供了道德尺度的人。马蒂斯以讽刺回应，假装邦德的推理启发了他，让他也要开始作恶。他们的对话表明，邦德是在检验一种想法，而非提出已经定论的伦理学说。

马蒂斯的回答——人，而非原则

马蒂斯觉得邦德的思索颇有趣，却没有否定其背后的问题。他说，抽象地分辨善恶并不容易，关键在于个人经历。他要求邦德接受两人谈话的核心事实——勒希弗伤害了他本人，而只要有机会，邦德就会对勒希弗采取行动。在马蒂斯看来，亲身了解真正邪恶的人能做出什么，能为邦德提供比单纯思辨更有用的判断依据。

马蒂斯把这一教训延伸到勒希弗以外。邦德回到伦敦后，还会遇到其他企图伤害他、他的朋友和国家的敌人；经历过勒希弗的所作所为后，他会更清楚地理解这类邪恶在人身上意味着什么。马蒂斯料想邦德会追捕那些敌人，同时也认为邦德或许会更加审慎，并希望更有把握确认目标确实邪恶。他提出的标准既不是抽象证明，也不是断言每一项政治事业都毫无疑问地正确，而是保护邦德认识并深爱的人。他最后的劝告——“亲爱的詹姆斯，让自己身边有值得守护的人。他们比原则更容易让人奋力保护”——将个人情感联系作为回应邦德道德疑虑的实际办法。

揭示真相，逆转辩论

后来揭露维斯珀从事间谍活动，使马蒂斯关于隐蔽敌人的警告带来了个人和职业上的后果。她死后，邦德起初只想到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所受的损害——掩护身份暴露、密码被破，以及负责对付苏联的部门可能已经泄露的秘密。马蒂斯先前关于“真正黑暗的目标”和政治谋杀的言论重新浮上他的心头，随后他意识到，自己的道德诡辩已被事实推翻。

邦德此时才明白，自己说“扮演印第安人”一语包含着苦涩的反讽。他曾以为自己正在通过英雄行为追捕明面上的敌人，敌手却一直在他身边暗中活动。他想象维斯珀携带文件的情景，凸显了背叛离他如此之近；身为双零特工的身份，也没能让他察觉这一切。这一认识并未解决所有关于善恶的问题，却改变了问题的利害关系。道德判断不再只是争论勒希弗是否配得上恶棍之名——邦德必须面对自己职业圈子内部的敌人造成的伤害，以及那个曾帮助他理解自身工作的英雄身份所具有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