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勒顿、哈里森与利德贝特律师事务所

富勒顿、哈里森与利德贝特律师事务所是梅德切斯特一家备受尊敬的律师事务所。其历史将小镇传统的法律业务与赫尔克里·波洛调查中的两件要事联系起来——卢埃林-史密斯夫人那份有争议的遗嘱附录，以及对莱斯利·费里尔的雇用。尽管创办者的姓氏已不再出现在事务所的员工之中，该所的延续在一定程度上依靠资深合伙人杰里米·富勒顿，也依靠其对一位长期客户的笔迹和事务的深入了解。

身份与人员

事务所设在一处老派的办公场所，处处留有岁月的痕迹。赫尔克里·波洛登门时，员工中已没有哈里森或利德贝特。在那里工作的人包括阿特金森先生、年轻的科尔先生，以及资深合伙人杰里米·富勒顿。因此，事务所的名称保留着一段旧日历史，而现有员工则继续经营其业务。

富勒顿身形瘦削，年事已高，面容冷峻，带着干涩的法律界口吻；他那双出人意料地精明的眼睛，显露出其克制举止之下细致入微的判断力。他读过一封介绍波洛的便条后接待了他，并在开口前仔细斟酌此事。他的谨慎并非徒具形式——他认为自己或许知道谁犯下了正在讨论的凶杀案，但也明白至少有三个人可能受到怀疑。两人会面时，职业上的戒心和审慎的判断决定了他愿意说些什么。

长期客户与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遗产

富勒顿说，该所多年来一直处理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法律事务。该所也担任德雷克家族的法律顾问；这个家族当时已定居在苹果树庄园。卢埃林-史密斯夫人是雨果·德雷克的姑妈，健康状况恶化后，便搬到他和妻子住处附近。因此，她的遗产以及她与这个家族的关系，都属于该所长期处理的业务范围。

该所熟悉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立遗嘱习惯，因此后来出现的那份文件格外惹眼。多年来，她的基本安排始终大致不变——遗产剩余部分由雨果·德雷克和他的妻子共同继承；若其中一人先去世，另一人便继承全部遗产。她还会向慈善机构捐赠，并给老仆人留下遗赠，随着情况变化调整某些具体赠与。据称在她去世前三周左右订立的遗嘱附录，与这种惯例截然不同。它削减了慈善赠与，不给老仆人留下任何财物，并将遗产剩余部分交给奥尔加·塞米诺夫，以答谢她的侍奉与情谊。

这项改变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只是因为受益人的不同。与过去经该所准备的文件不同，这份遗嘱附录声称是卢埃林-史密斯夫人亲笔所写，并非由富勒顿的事务所拟定。富勒顿认为，其结果与她一贯的安排如此不同，这种背离本身就值得审查。惯常的一系列遗嘱与突然将全部遗产剩余部分转予他人，两者之间的反差，有助于说明这份文件为何会引起怀疑，而非被视为客户意愿的普通变更。

遗嘱附录的查验与法律审查

这份伪造文件最初能蒙混过关，部分是因为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工作习惯。她不喜欢亲笔书写私人信件，常让奥尔加代笔，并要求她模仿雇主的笔迹，有时还以雇主的名义签名。因此，奥尔加有许多次练习模仿笔迹的机会。富勒顿承认，卢埃林-史密斯夫人也强烈怨恨健康衰退和关节炎给她带来的种种限制，并希望表现出自己仍能亲力亲为。由奥尔加代写私人信件，因而似乎符合她的喜好。这种惯常做法使一份手写文件不至于立刻令人警觉，但并不能证明遗嘱附录是真的。

富勒顿和年轻合伙人科尔熟悉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的笔迹，因此怀疑是在事务所内部产生的。科尔将遗嘱附录与她文件中的笔迹样本进行比较，发现了异常。富勒顿同意，这种差异足以进行专家鉴定。笔迹专家的意见明确且一致——遗嘱附录并非卢埃林-史密斯夫人所写，只与她的笔迹略有相似。他们通过比较，将模仿出来的外观与作者身份的证据区分开来；而事务所对客户的熟悉，则使他们有理由首先质疑这份文件。

奥尔加失踪时，法律后果仍在逐步显现。针对遗嘱附录提出异议的诉讼正在准备中，但案件进入法院前通常需要等待一段时间，这给了她时间失去勇气并离开。富勒顿讲述，事务所是在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前发现问题的；这份文件出现在遗嘱认证程序中，并不能证明它真实有效。后来波洛打电话给他时，富勒顿补充了一项独立的程序细节——提交遗嘱认证的伪造遗嘱附录，由已去世的玛丽·多尔蒂和已前往澳大利亚的詹姆斯·詹金斯见证，而非哈丽雅特·利曼。这个区别很重要，因为哈丽雅特的回忆涉及另一份文件；她称自己见过卢埃林-史密斯夫人书写并签署那份文件。事务所掌握的信息表明，一份文件的签署证词不能直接套用到另一份文件上。

莱斯利·费里尔与调查

事务所与波洛调查的关联并不局限于遗产。莱斯利·费里尔曾在该所担任初级书记员，受雇于设在市场街的梅德切斯特办事处。尽管费里尔此前犯过伪造罪，富勒顿仍雇用了他，希望给他机会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这一决定使事务所处境复杂——它为一名有相关犯罪前科的年轻人提供了工作，而当波洛调查费里尔突然死亡一事时，他的过往也变得举足轻重。

被问及费里尔时，景观设计师迈克尔·加菲尔德记得他是个相貌英俊的年轻人，并证实他曾在该所的办事处工作。加菲尔德在当地听说，费里尔犯的是伪造罪，而富勒顿雇用他是希望帮助他改过自新。于是，该所的选择在当地流传开来，既成为有关费里尔过往的事实，也成为对富勒顿品格的评价。这并不能说明费里尔遭遇了什么，却为波洛提供了死去的书记员与有争议的文件之间的联系。

波洛拜访富勒顿，起初是为了调查乔伊斯·雷诺兹遇害案。富勒顿认得这起案件，却说自己所知不多，无法提供帮助。然而，随着谈话转向卢埃林-史密斯夫人，继而转到费里尔，事务所过去处理的业务便与眼前的调查相关起来。该所并非只是一个体面执业的背景——它的记录、对笔迹的了解、法律准备工作和雇用经历，都构成了不同的证据线索。这些线索共同表明，专业上的熟悉能够揭穿伪造；与此同时，文件是谁写的、由谁见证，以及与文件有关的人遭遇了什么，仍须分别查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