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安诺

赞安诺使围绕卡尔·伦德斯特伦可信度的问题，演变成法律审慎与索菲亚·泽特伦德临床判断之间的冲突。它在案件中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对其药理作用有详尽说明，而在于人们根据它的存在得出了相互冲突的结论——肯尼斯·冯·奎斯特借此贬低伦德斯特伦的陈述，并阻止进一步调查；索菲亚则坚持认为，小剂量药物无法解释掉他告诉她的内容。

药物与争议

当肯尼斯·冯·奎斯特告诉珍妮特·基尔伯格，伦德斯特伦接受采访时受到强效药物影响，问题便浮现出来。他起初没有说明具体情况，随后才指出那种药是赞安诺。这一揭示使伦德斯特伦陈述的可靠性，成为一个关于陈述作出时所处条件的问题，而不再只是关于陈述内容本身。

冯·奎斯特认为，珍妮特不应当真看待伦德斯特伦的说法。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他提到托马斯·奎克，并称后者曾在服用赞安诺的情况下，供认犯下范围广泛的一系列谋杀案；他还开玩笑说，奎克或许也会声称自己对帕尔梅谋杀案、肯尼迪遇刺案和卢旺达大屠杀负责。这一比较立刻使赞安诺与不可靠的供认联系起来。这也是他试图强行了结此事的一部分——冯·奎斯特最后禁止珍妮特继续调查。

这段叙述并未证明伦德斯特伦的陈述是假的，也没有概述赞安诺的一般药效。相反，它展现了赞安诺与奎克之间的关联，如何成为一场关于证词是否可信的争论。冯·奎斯特认为，这种关联足以成为驳回伦德斯特伦说法的理由；后续讨论则表明，索菲亚并不接受这种比较具有决定性。

伦德斯特伦的采访与法院

赞安诺也影响法院如何评估索菲亚与伦德斯特伦的工作。她当时建议判处他监禁，而非送他接受安全戒护精神科治疗。她没有在两人的谈话中发现足以证明应当对他实施安全戒护精神科治疗的依据，并认为他的观点源自意识形态信念。然而，地区法院预计会将他送入精神卫生机构。

给出的理由是，伦德斯特伦在接受采访以及在Huddinge医院参加治疗期间，都受到赞安诺的影响。因此，索菲亚的结论不被视为法院判决的有效依据，而她与伦德斯特伦的谈话实际上也被视为毫无用处。这种药物造成的制度性后果，超出了对某一条具体陈述是否准确的争论——它削弱了以这些谈话为基础的专业评估在法律上的效力。

这一后果加剧了法院与索菲亚之间的分歧。她承认当时涉及药物，但认为伦德斯特伦告诉她的内容并非在药物影响下编造出来的。因此，这段叙述区分了服用药物这一事实，与他的观念由药物导致这一单独判断。前者得到承认；后者仍有争议。

索菲亚与珍妮特评估剂量

珍妮特直接询问索菲亚，这种药物是否应该让她担忧。索菲亚回答说，剂量太小，不足以产生决定性影响。她称那是非常小剂量的赞安诺，并将其与两人谈话中提及的托马斯·奎克所服用的大得多的剂量区别开来。珍妮特主动提出两者之间的比较，但索菲亚否认仅仅因为提到了同一种药物，就能把两个案例视为等同。

索菲亚的立场并未抹去法院的顾虑，也未否认伦德斯特伦在接受采访和参加治疗时服用了药物。相反，她把问题限定得更明确——在她看来，仅凭赞安诺的存在，不足以使她听到的内容失效。她仍然相信，伦德斯特伦的叙述表达了他本人的信念。他认为只有自己能够看清真相，把力量置于其他价值之上，并以此为自己的特权辩护，认为自己有权虐待弱者。索菲亚还提到，他高度看重自己的品格，并对此感到自豪。这些细节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将他的陈述置于一种意识形态观念之中，而不只是置于一场存在争议的采访条件之下。

叙事与证据意义

赞安诺是对案件证据施加压力的一个焦点。对肯尼斯·冯·奎斯特而言，这个药名让人联想到虚假或不可靠供认的危险，并支持他命令珍妮特停止调查。对索菲亚而言，关键区别在于剂量——她认为伦德斯特伦服用的剂量极小，不足以决定性地解释他说过的话。因此，这种药物成了检验人物在解读证词时赋予背景条件多大分量的试金石。

这场分歧也影响了珍妮特接下来的行动。索菲亚建议她可以尝试询问伦德斯特伦有关那些死去男孩的事情，并认为调查的一处若有突破，或许能引出另一处进展。这一建议与冯·奎斯特的禁令以及法院对索菲亚结论的驳回相抵触。赞安诺并未解决围绕伦德斯特伦可信度的冲突，而是将其揭示出来。同一个事实——服用了药物——既可以成为驳回他陈述的理由，也可以被视为一种需要权衡的情况，而不应取代对陈述内容本身的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