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nah与Bailey前往Austin调查
他最后告诉我的事汉娜与贝利前往奥斯汀调查,将一串偶然发现的电话号码转化为穿行于一座城市、一座体育场和一座教堂的实地搜寻。这趟旅程为贝利不确定的童年回忆提供了可以核对的地点和记录,但并未让记忆立即变得可靠——她们找到的证据使贝利的说法更加复杂,而这趟旅程最终促使她想起自己曾被称作克里斯汀。
奥斯汀线索
贝利的回忆最初浮现时,汉娜正试图弄清欧文为何失踪。她记得格雷迪·布拉德福德曾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和分支办公室的号码,而那个区号对汉娜来说很陌生。此时,汉娜拿出写有格雷迪联系方式的弗雷德餐巾纸,发现两个号码都以512开头。她拨打了办公室的号码;自动语音系统确认那是美国法警局的一间办公室。汉娜查明那是设在奥斯汀的德克萨斯州西部办事处。这个号码指向一个地点,同时也引出了一个问题——一名在德克萨斯州工作的法警为何会出现在有关欧文的调查中?
汉娜问贝利,她和父亲以前是否在奥斯汀待过。贝利停顿了一下,试着寻找可能的记忆,而不是给出肯定的回答。她觉得自己很小的时候可能去过那里参加一场婚礼,也许当过花童;她记得有人让她摆姿势拍照。她觉得有人告诉过她,她们当时在奥斯汀。她的说法提供的是线索,而非证实——那些细节都带着不确定,而这座城市也尚未得到独立证据确认是婚礼举办地。
汉娜决定,光是这种可能性就足以采取行动。她让贝利收拾行李,并解释说,关于婚礼的回忆改变了她对该去哪里的想法。于是,这项调查并非始于一个已经核实的、与欧文过往有关的目的地,而是始于两条可能交会的线索——格雷迪·布拉德福德在奥斯汀的办公室,以及贝利对自己曾在那里参加婚礼的模糊记忆。
在城市中检验记忆
她们搭乘上午六点五十五分从圣何塞出发的航班离开。此时,欧文离开去上班已有四十六个小时,汉娜仍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在奥斯汀,搜寻变成一次有意的尝试——让周围环境唤起贝利的回忆。下午两点半,汉娜选择步行返回国会大道桥,而不走更快的路线。她希望穿行于这座城市或许能唤起贝利的记忆,同时也明白,贝利可能根本没有什么记忆可以找回。
她们穿过市中心,朝校园和达雷尔·K·皇家体育场走去。这座城市繁忙的街道和规模巨大的体育场为搜寻提供了具体的地理背景;她们不是只让贝利抽象地回忆,而是带她置身于可能让她感到熟悉的地点。贝利起初一直盯着手机。在第五街的红绿灯前,她抬起头来,但熟悉感并未变成清晰的叙述。
在体育场,贝利想起自己曾在下午穿着花童礼服来到那里,也许是在婚礼仪式结束之后。描述这个场景时,她仍在怀疑自己是否只是在想象。汉娜看出她的沮丧,也明白这种方法的局限——贝利或许已经在萨萨利托回忆起自己所能记起的一切,步行并不能保证缺失的记忆会回来。贝利始终明确表达着不确定。觉得体育场似乎熟悉,本身并不足以构成可靠的辨认。
教堂与日历
搜寻的范围缩小到一座教堂。汉娜和贝利已经走访了六座可能的教堂;奥斯汀的一座圣公会教堂是唯一一处让贝利说自己感到熟悉的地方。教堂已有一百多年历史,距橄榄球体育场仅略多于半英里。贝利的反应使这处地点在调查中格外重要,但这种熟悉感仍需与婚礼建立可以检验的联系。
她们向在教堂办公室工作的埃莉诺·H·麦戈文询问,能否查看2008年橄榄球赛季期间在那里举办的婚礼名单。汉娜此前已经整理了一份十二年前长角牛队赛程表。朱尔斯在《旧金山纪事报》核对了赛程,留下八个可能的日期。这份名单旨在把搜寻范围缩小到贝利可能曾与欧文一起看比赛、随后又去教堂的日子。这些日期让问题变得具体,却无法证明婚礼确实在那里举行。
记录带来了一个鲜明的矛盾。2008年秋天,教堂因火灾后进行重大翻修而关闭。教堂于9月1日关门,直到3月才恢复礼拜和仪式;汉娜和贝利核查的那段期间没有举行过婚礼。埃莉诺拿出日历,让她们亲眼看看那些空白的格子。贝利坚持认为年份一定是2008年,而且如果她母亲当时和她们在一起,赛季也一定很重要。埃莉诺提出也有可能是2007年,但贝利认为那时自己年纪太小,不可能记得。档案没有证实这段记忆;它迫使贝利面对一种可能——她记得的日期与有记录可查的日历不可能同时正确。
想起一个名字
这趟旅程穿梭于各处地点和记录之间,却没有立即厘清贝利的过去。教堂关闭一事使婚礼线索仍无定论,而贝利的叙述也继续在记得的细节与担心自己是在想象之间摇摆。后来,汉娜问查理·史密斯是否认识欧文时,贝利想起自己曾听到别人叫她克里斯汀。她说自己记得别人曾用这个名字称呼她,并对自己竟然忘了它感到惊讶。
汉娜回答说,如果没有人帮忙,人们就会忘记事情。在奥斯汀调查的背景下,这个回答让这趟旅程有了寻找婚礼地点以外的意义。贝利的回忆是通过提问、与可能的婚礼有关的照片,以及置身于似乎熟悉的地方而逐渐探寻的;书中保留了不确定性,没有断言每一种提示究竟能证明多少。然而,克里斯汀这个名字作为一段清晰的回忆浮现出来,并非由教堂记录给出的答案。
调查的意义
奥斯汀既是汉娜寻找欧文的一条线索,也是检验贝利零碎童年记忆的场所。512区号将她们引向格雷迪·布拉德福德的办公室,而贝利对自己曾当花童的迟疑回忆,则引导汉娜前往体育场和教堂。每一步都会改变证据的形式——电话号码确认了一间办公室,似曾相识的感觉让她们从六座教堂中选出一座,而档案日历则对贝利自认为记得的年份提出质疑。
因此,这项调查是在不确定中推进的,而非沿着一连串明确的确认不断展开。汉娜依据合理却不完整的线索采取行动;贝利一边提供回忆,一边坦承自己并不确信;教堂那本空白的日历则阻止熟悉感变成证据。后来想起克里斯汀这个名字,为搜寻带来了一项关乎个人的揭示,却没有消除途中遇到的矛盾。奥斯汀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让过去重新变得可以探寻,同时也展现了区分真实记忆与提问和周围环境所唤起的内容有多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