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居安会院教堂的祈祷书

《贝居安会院教堂的祈祷书》将早年访客的私人心声带入格里与斯特拉的当下。它被发现时放在昏暗教堂后方的一座木架上，起初看起来只是一件古老的实物；随着他们阅读其中各不相同的记录，它逐渐成为一份诉说困境的记录，而其中最令人动容的故事超越了书页本身，也让人面对这样的问题——对他人的悲痛承担责任究竟意味着什么。

物质形态与场景

格里漫步到教堂后部，那里光线昏暗，木料陈旧——地板木板和屋顶横梁都已熏黑，尺寸也参差不齐。一本书放在木架上。书名以几种语言呈现：“祈祷书”、“为你的祈祷之书”和“为你祈祷之书”。这些多语标签表明，这是一件旨在跨越语言界限供人亲近的虔敬物品；书页上不同书写者留下的笔迹与墨色，也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印象。

书旁放着一支圆珠笔，像是一个小小的、切实可行的邀请，鼓励人们再添一条记录。早先的一些内容用铅笔书写，另一些则用彩色墨水。格里认得法语和德语，却看不懂它们写了什么，因此这本书给予他的既有接触，也有限制——形形色色的字迹让过去清晰地呈现在眼前，而不同语言又使他无法读懂过去的某些部分。他翻动书页，遇到的并非一篇连贯的叙述，而是一连串简短的祈求，大多只有一两行。

祈祷记录与遭遗弃的孕妇

这些简短祈祷有的严肃，有的滑稽。格里读到一条祈求时笑了起来：“愿阿森纳这个赛季至少赢得一座奖杯。”斯特拉示意他安静。这种平凡甚至带着玩笑意味的愿望，与向上帝祈求的内容并列，表明这本书容纳了访客带到祈祷中的各种心愿，而非只保存庄严的祷告。

一条较长的记录吸引了格里的注意。那是用英语写的，笔迹中的圈环和竖笔斜斜倾向一边，他认为写字的人是美国人。他从写作者说自己怀孕一事推断她是个女孩，又注意到同一笔迹下还有其他记录——她连续三天回来祈祷。起初，她向上帝求助。第二天，她的话流露出失望：“昨天我祈祷了，什么也没发生。阿姆斯特丹的奇迹，果真如此！！！”三个感叹号使这句抱怨显得尖锐，几乎带着苦涩；格里打趣说两个感叹号就够了，却无法减轻其中的痛苦。

让她痛苦的并不只是怀孕。写作者说，恋人抛弃了她，也不愿为未出生的孩子承担责任。她没有追着他不放，却追问上帝为何会任由他有这样的感受、做出这样的事。到了第三条记录，失望变成了指责：“这样一个上帝算什么上帝”，竟错失让三个美好的人——女人、她的恋人和他们的孩子——走到一起的机会？她的祈求以一个鲜明的条件收尾：“让一切恢复正常，我就会相信你。”这本书记录了她与信仰之间不断变化的交锋——从求助，到挫折中的等待，再到一个濒临绝望的人发出的质问。

阅读作为见证行为

格里叫斯特拉过来，向她指出这一连串记录，让两人都看清了那名女子一次次返回，以及她日益加深的痛苦。斯特拉读完记录后说：“可怜的人。”接着，她轻拍书写的页面，仿佛那是女孩的手，然后把书放回最近的一页。这个动作没有改变那名女子的处境，也没有说明她后来如何；它让缺席的写作者在想象中有了片刻的身体存在。页面不再只是一片承载旧墨迹的表面。斯特拉把它视作一个人的痕迹，认为仍然可以向这个人表达同情。

这一回应与格里最初听到足球祈祷时的笑声，以及他对那名女子标点符号的逗趣关注形成对照。随着记录逐渐累积，幽默让位于对具体遗弃处境的体认——一名孕妇一次又一次地回来，而孩子的父亲正在逃避责任。这些片段没有为她的故事画上句号，但它们的排列已足以使陌生人的笔迹成为见证。书中的空白仍然重要——写作者的身份以及她的孩子最终命运，都没有披露。

这本书在交谈中的余韵

后来，斯特拉想到那个孩子，再次提起那条记录：“那孩子应该两岁了。”格里回答：“或者还要九个月才出生。”斯特拉没有理会这句话。这段交谈让那段没有日期的文字进入他们当下的谈话，却没有证实孩子的实际年龄或命运。留下来的并非一个答案，而是对一种生命在祈祷书之外继续延伸的想象。

斯特拉将萦绕在自己心头的东西称为“有些人生命中的悲伤”。格里回答说，他们不可能对每个人的悲痛负责；斯特拉则坚持说：“这才是唯一的出路。”两人之间的分歧赋予这本书超越祈求集的意义。它成为一次争论的契机，讨论关怀的限度——即使没有补救办法，认识到苦难是否也意味着承担责任。斯特拉先前轻触书页的举动，预示了她后来所持的立场。这本书无法让那名女子与恋人重归于好，也无法回应她对上帝的质问；但它保存下了她的话语，让她的困境得以被看见，也使活着的人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是否要对她的困境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