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中的种族歧视

假如比尔街能说话

住房中的种族歧视并非以抽象规则的形式呈现,而是一种在蒂什和丰尼开始共同生活之前就缩小他们选择范围的力量。他们寻找负担得起的住所,揭示了种族、阶级以及工作所需空间如何使普通的租房过程变成一次又一次遭遇排斥的经历。

住房状况与有限的选择

蒂什一家在哈莱姆的一处公共住房区住了大约五年。她认为,按这类住宅区的标准来看,那里还算可以忍受,但她觉得哈莱姆的其他住房条件更差。可供选择的住所都伴随着恶劣的居住条件和令人难以释怀的回忆;她怀疑这些地方是否能让他们重新开始,或抚养孩子。她想到许多孩子毕竟还是在这种环境中长大,这使住房短缺不再只是个人的不便——能够生存下来,并不意味着不合格的住房就是合适或平等的选择。

东村的一间阁楼似乎是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蒂什和丰尼看过几处,因为他们负担不起理想的住房,丰尼不喜欢公共住房区,而他们目前住的房间既没有足够空间容纳两个人,也不利于他创作雕塑。因此,这间阁楼既有实际用途,也能满足创作需要——那里或许既能供他们居住,也能让丰尼工作。

寻找阁楼与种族排斥

丰尼解释说,东区有空置阁楼,但许多并不安全,有些存在火灾隐患,有些则没有厕所。即使是这些条件不佳的空间,也很难租到。蒂什和丰尼有时一起、有时分头寻找;反复出现的情形是,房东一看到丰尼,原本看似有希望的机会便消失了。

有一次,蒂什独自看房时,房东答应把一间阁楼租给她。丰尼说,那人以为前来查看房子的黑人女性对他有意。丰尼一到,房东便突然收回租房承诺,声称亲戚即将从罗马尼亚抵达并住进那处房子。丰尼质疑这个借口,房东则威胁要报警。这件事表明,歧视是通过房东自行决定拒租来发挥作用,而不是以公开的租房规定呈现——潜在租客的身份一旦显露,租房承诺便随之改变,捏造的说辞则掩盖了排斥。

住房、工作与家庭计划

他们寻找住所,并不只是因为想换个街区。这对伴侣需要一个既能容纳他们共同生活、也能满足丰尼雕塑创作需要的家,但有限的收入迫使他们考虑存在严重缺陷的空间。因此,房东拒绝出租,不仅限制了他们可能居住的地方,也限制了丰尼创作艺术的条件,以及两人建立家庭的可能。

蒂什怀孕后,这种不安定处境的利害关系更加突出。丰尼仍被关押时,她担心自己随着身子越来越沉重、身体越来越不适,能否保住工作;她也担心如果丰尼不能获释,自己要如何养活孩子。拥挤的地铁通勤让她继续工作的压力变得具体可见。小说没有写这对伴侣最终租到阁楼;就现有叙述而言,找房一事仍无定论,经济压力也继续使他们的计划复杂化。

更广泛的模式与意义

住房歧视存在于一种更广泛的环境之中,在公共场所和制度环境里,黑人角色都面临不平等待遇。在菜摊冲突中,蒂什意识到自己身处一群白人之中,是其中的黑人,于是尽力避免冲突使丰尼遭受警察暴力。那一幕并非租房经历,却呼应了找房过程中潜藏的脆弱处境——日常行为都处于不平等的审视之下,而卷入警察的威胁会进一步压缩一个人采取行动的空间。

阁楼情节使种族主义呈现为物质层面和家庭生活中的现实。排斥体现为失去房间、只能面对不安全的替代住所,以及无法获得工作场所;而新家的希望,则始终与这对伴侣建立生活、抚养孩子的愿望相连。叙事通过呈现可供选择的住房质量低劣,以及房东突然反悔的情形,表明歧视限制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可能性,而不只是侮辱或孤立的偏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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