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污名

向上

自我污名是污名向内作用的一面——一个人可能会吸收关于精神疾病的观念,并将其套用到自己身上,即使没有人有意伤害她。Emma的故事让这一过程显现出来——她不愿给别人添麻烦,难以指出带有污名意味的影响,最终也认识到自我排斥可能是问题的一部分。这个术语描述的不只是别人如何对待她;它标记了这样一个时刻——别人的假设与她自己的想法变得难以区分。

含义与识别

在Pieter主持的小组讨论中,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造成的影响,而不只在于背后的意图。Emma反对将雇主的应对称为污名化——她首次住院时,同事们被告知她因职业倦怠在家休养,而她认为这番解释是出于帮助她的好意。她同意了这种说法,部分原因是她不知道自己会离开多久,也不想给别人添麻烦。原本预计只会持续一周的住院,最终变成了五个月,使她因自己的缺席给雇主和同事带来的不确定性而感到尴尬。

Pieter认为,污名可能在无意识中发挥作用,包括人们回避难以启齿的话题,或在当事人不在场时谈论这些话题。Emma反驳说,雇主征求过她的意见,而她看不出Pieter所说的误解在哪里。他指出,人们不必因自己的意图而受到谴责,也仍然可以审视其行为造成的影响。Emma问,自己即使没有感到受污名化,是否仍可能遭到污名化;她随即意识到其中的含义,不必等Pieter解释——这就是自我污名。她用略带自嘲的语气回应自己又多了一个标签,既体现了她对诊断性命名的抗拒,也展现了发现自己被这种描述所涵盖时的不自在。

工作、披露与疾病带来的负担

工作让Emma的责任感变得格外具体。她第一次住院打乱了一段原本安排好的休假——一周后,原定四周的假期变成了在PAAZ一段时间未定的住院。精神科医生无法说清她何时、或是否会回来。雇主不得不向同事解释她为何缺席,却不知道她是一周后、一个月后,还是永远都不会回来。Emma关注的是这给别人造成的苦恼,并说自己感到羞愧,而没有把自身患病和住院视为理应得到支持的处境。

Pieter提议在未来的小组活动中讨论自我污名,并描述一个人的想法如何使她把自己排除在外。他指出,相信生病会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可能会令人求职时举步维艰。Emma的讲述展现了背后的矛盾,但并未证明她因此做出了任何特定的就业决定——披露病情可能使她面临他人的评判,而隐瞒病情又可能让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替别人处理不确定性。雇主的解释或许是在征得她同意后作出的,但这场谈话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当一个人已经在努力避免给任何人添麻烦时,她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自由选择?

被视为正常与被认真对待

Emma与护理人员的互动中也出现了同样的矛盾。一名工作人员解释说,Emma上次住院时显然处于抑郁状态,什么都不想做,也几乎不说话;如今她看起来如此正常,甚至仿佛第二天就能回家,以至于工作人员会忘记她没有外出许可。这名工作人员承认,这不能成为借口。Emma回答说自己也很正常。这段交流揭示了人们对精神科患者应有模样的一种狭隘期待——当痛苦不那么显而易见时,疾病所附带的限制就更容易被别人忽视。

围绕Emma的诊断和幻觉体验,也出现了相关冲突。Rajid试图区分幻觉与妄想——幻觉是感知发生改变,而妄想则是一个人根据原本准确的感知得出错误结论。Emma解释说,常见的那些询问是否看见或听见异常事物的问题,并没有捕捉到她的体验——她将问题理解为自己的大脑对事物作出了解读或投射,因此回答说自己没有看见或听见任何奇怪的东西。困难不只是找到恰当的标签,还在于找到一种方式,让别人能够理解一段私密的体验。

当Lars质疑双相障碍诊断,说他没在她身上看出来,并表示相比标签,他更关心一个人当下正在承受什么时,这种困难变得更加尖锐。Emma指出,症状存在于她的脑海中,而不是他的;她之前没有告诉他自己出现过幻觉,是因为担心他的反应。她还指出,他没有先问过她经历了什么。当他试着询问时,她拒绝按照那种方式解释,而是描述了那种震惊与恐惧——她仿佛一直没有留意,世界却已经变了样。Lars为自己处理诊断问题的方式道歉,并承认这种体验或许值得讨论。这番交流并未表明诊断术语就足以说明一切,却展现了遭到怀疑如何加重谈论疾病的困难。

共同语言与局面的转变

自我污名并未被呈现为一种固定身份。在另一场小组谈话中,Emma和Sandra开玩笑说,康复会让人变成自闭症患者;这个玩笑引得大家发笑。随后,Emma把小组成员形容为无可救药地精神失常,而这种自嘲让她意外地感到畅快。这一刻并没有抹去污名可能造成的伤害。它的意义在于,别人把人简化成一个标签,与一群能够认出彼此困境的人共同开怀取笑,两者之间有所不同。

在这些场景中,Emma从替别人的意图辩护,转而考虑行为造成的影响;她也不再只把自己的疾病视为一种负担,而是开始指出促使她排斥自己的想法。这一转变并不彻底——她仍不喜欢标签,也继续斟酌能告诉别人的事。但小组中的笑声表明,标签的力量有时可以因此减弱一些。当受污名化的身份被共同说出,且没有否认其背后的痛苦时,它便可能成为一种共同语言,而不再是孤立自己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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