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者与死者”名单

“失踪者与死者”名单是刺客公会中一份颇具争议的名册，列有在穆里尼夺权前后政治动荡期间失踪的成员、前任官员，以及被登记为死亡的人。名单原本是寻找公会成员并要求他们说明自身情况的实用手段，却成了政变后公会分裂的象征——对现任委员会而言，它是一份要求人们作出解释的名单；对许多被列名者而言，它则是腐败而侮辱人的调查工具。后来，资深流亡成员返回并控制公会，名单的作用随之逆转；围绕档案的争端由此与更大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究竟谁有权恢复公会的法律秩序。

目的与范围

这份名单附在公会的《行动请求》中，后者是与在外执行任务的公会成员有关的指示。如果成员遇到名单上的人，就应报告此人的所在地，尽可能查明其情况，并要求对方联系夺回控制权并整顿通信的公会总部，完成规定的文书手续。阿尔吉尼称这是既定职责，但塔比尼重新掌权后，执行这项职责并不急迫。一些成员怀疑名单上的人可能有过失需要交代，而公会不成文的惯例通常是不派人上门，强迫对方回来接受可能的纪律处分。

这份名册的根本问题在于，成员失踪并没有一个明确一致的解释。穆里尼掌权时，大批公会资深官员离开了。有些人退休了，有些人在接受调查期间辞职，还有些人只是没有回到谢吉丹完成能够澄清档案记录的手续。条目中可能记有玩忽职守、健康状况不适任，甚至叛国等指控；一些注记是在穆里尼调查期间积累的，另一些则是在塔比尼调查政变期间添加的。这些指控并不能证明每个被列名者都有罪。名单上的一些人或许只是不满公会、对领导层心怀愤怒，或不愿回答问题，这种可能性使名册上的分类尤其难以确定。还有一些前成员走得更远，改名后过起了私人生活。

名单引发的政治争议

名单上的人质疑其准确性，也质疑其背后程序的正当性。他们认为，重新整理的档案已经腐败；这份名单既荒唐又具有侮辱性。他们拒绝回应传唤，拒绝交代自己在政变期间的行踪，也拒绝透露可能暴露其他失踪成员人脉或所在地的信息。因此，僵局持续不散，并非仅仅因为前公会成员不在——双方都在争论作出回应意味着什么——是服从他们认为无效的调查，还是默认一份他们认为已受污染的档案。

两名前公会治理委员会成员作出了唯一一份近乎官方的回应。他们称，资深领导层认为，在一个与人类合作、阿提维人又已出现在空间站的变革世界中，自己已不再有用；他们还主张，现在应由年轻成员进入委员会。他们表示，既然自己的档案上有标记或已受污染，就无从判断哪些说法属实，也无法知道该信任谁。他们不愿回来追捕其他公会成员，驳斥这项调查，并拒绝接受公会调查。他们也不会要求塔比尼将自己纳入对刺客公会成员逐案给予的赦免范围。他们坚持认为，行政部门无权干预各公会，而这份名册违反了这一原则。

这项宪制层面的异议，在公会自身的历史中确有依据。各公会发展出了跨越氏族与地区界限的权力；战后规则则规定，成员资格和派任由资历决定，而非由氏族出身决定。刺客公会也争取到了抵御政治压力的保护措施，包括限制领主传唤公会档案的权力。因此，“失踪者与死者”名单正处于一道棘手的边界上——它既是政变后要求问责的手段，也是前成员可能视为行政部门侵入自治机构的一项调查。他们拒绝返回，既是出于原则，也出于不信任。

流亡与返回计划

这份名单也掩盖了另一种现实——一些被登记为死亡的人其实还活着，其中一些人曾协助运作恢复塔比尼统治的网络。贾戈向布伦·卡梅伦解释，穆里尼掌权后，资深成员转入地下；有些人仍在公会档案中被列为死亡，另一些人则声称已经退休。他们曾目睹公会不止一次清除自身成员，也曾抵制现任领导层一再要求他们恢复职务的命令。他们与领导层的冲突已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意志较量，其中既有对公会政策的分歧，也掺杂着个人恩怨。

贾戈的说法将名册争端与现任委员会的行事方式联系起来。委员会三名主要成员中，有一人服从另外两人；贾戈称，另外两人未经辩论便通过了派任办公室的建议，其中包括马里德的多吉西金地区主要官员的任命。西部需要支援时，委员会迟迟没有调动力量，塔比尼只得亲自前往前线。另一个关键时刻，公会没有继续协助塔比尼及其南方盟友，而是转而派出一支队伍，逮捕两名资历最深的退休成员。这项行动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干扰，情报来源也陷入由此带来的危险之中。贾戈说，当时针对委员会行事方式的证据尚未得到证实。

流亡者决定返回，改变了他们缺席的意义。他们并不偏袒人类，也没有因为塔比尼与人类有关联而支持他；但他们忠于法律，并在穆里尼统治期间与莫斯佩拉的人类合作，致力于恢复公会。如今，他们承诺支持塔比尼，以及夺回公会的行动。他们若要返回，就得再次放弃身份，离开家人，并结束婚姻。目的不只是击败现任委员会——他们打算进入公会，审查档案，恢复法律秩序。贾戈警告说，直接攻打夺回控制权并整顿通信的公会总部，可能会杀害无辜成员、失去原本可能加入行动的人，还会毁掉证明案件所需的派任档案。那些长期被列为失踪的人返回，为他们在不牺牲公会合法性所依赖的证据的情况下争取控制权，提供了一条途径。

逆转与后续影响

名单作用的逆转发生在暴力冲突以及有人试图毁掉档案之时。希肖吉死于一场火灾，火灾显然是由燃烧装置引起的；档案受到损坏，但没有被毁，一名男子携带数本办公室笔记簿时被拦截。冲突中，抵抗一方除目标人物外还有两人死亡，楼内十四人受伤，另有十六人因负责整理档案和作证而遭逮捕。布伦一方有两名成员无法继续行动，其中包括巴尼奇。与此同时，楼内有一百四十七人自愿暂时停职，等待事态解决；新委员会正准备组成法定人数、记录权力变更并结束会议。

布伦后来将结果描述为回归者接管了公会。过去三年间加入的成员开始从阿什迪达特各地报告情况并请求指示，显然是承认了政策已经改变。回归的资深成员声望卓著，受到尊重，但年轻成员仍不确定新秩序会是什么样子。布伦预计，恢复秩序后的公会会与塔比尼争论，但不会破坏他的统治；他希望公会能结束派任办公室时断时续的破坏行动。名单上曾经缺席的人，如今成了有能力终止委员会阻挠的人。

恢复秩序并未使名单消失，也没有解决所有个案。前任公会长已经归来，恢复后的领导层开始约谈成员，首先审查派驻布贾维德的人员。审查内容包括man’chi忠属关系、亲缘关系、过往任职、推荐意见和其他证词。前一年上任的五名高级官员没有出席委员会会议；另有几名此前未曾露面的人仍在被积极搜寻，其他人则可能已经逃走或藏匿起来。巴尼奇、塞内迪、纳瓦里以及伊莉西迪的护卫队成员都已查明去向，但持续发布的警戒也意味着，此前由原领导层派任的人员预计自己的任务和忠属关系也会受到审查。纳吉达事件后，又有几人辞职，名单随之变长；其中一些人愤然离去。

制度意义

“失踪者与死者”名单赋予了一种行政形式——姓名、身份、联络方式和文书手续——在这场危机中格外沉重的作用。要求外勤成员寻找前成员的指示，演变为一套备受争议的调查机制；原本用于支持调查的档案，反过来成了完整性本身也遭到质疑的证据。最终夺回公会的行动，依赖于保全这些档案，并在成员面前证明案件，而不是仅仅依靠塔比尼的权力强行实施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名单作用最重大的逆转，并不只是失踪者归来，而是他们的归来使公会自身的规则和档案成为恢复其合法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