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洛奇纳女性会议

莫洛奇纳女性会议是2009年6月6日至7日举行的集会，妇女们在会上共同商议，是该什么也不做、留下抗争，还是离开殖民地。她们的商议回应着迫在眉睫的威胁——妇女们几乎没有时间组织应对，而彼得斯主教已表示，如果她们拒绝宽恕被控男子，就必须离开。奥古斯特·埃普记录了这些会议；会议既成为一场关乎生存的辩论，也记录了妇女们如何对影响自身生活和孩子未来的选择主张权力。

记录、背景与紧迫性

这些会议在莫洛奇纳殖民地举行，由奥古斯特·埃普记录成会议纪要；他说，是奥娜·弗里森请他记录这些集会。由于妇女们不识字，无法自行留下书面记录，他受委任担任记录员。因此，他的记述并非透明的逐字记录——妇女们说的是普劳迪奇语，而奥古斯特必须先将她们的话译成英语，再写下来。会议纪要保存了她们的商议过程，同时也揭示了书面记录对男性中间人的依赖。

期限由殖民地眼下的处境决定。社区最初试图控制被控袭击的男子后，他们被带到了城里；彼得斯主教和长老们叫来了警察，表面上是为了这些男子的安全。其余男子已经前往城里交保释金，希望被控者在等待审判期间能返回莫洛奇纳。彼得斯主教把宽恕设为妇女继续留在殖民地的条件——拒绝就意味着被驱逐到一个她们一无所知的外部世界。妇女们只有两天时间组织应对。

妇女们共同授权两个家族——弗里森家族和洛文家族——讨论各种选项的利弊，并决定如何实施选定的方案。参与这场商议时，“什么也不做”这一选项被排除在外，尽管殖民地中有些妇女曾投票支持这一选项，也不会出席会议。这种排除并未消除分歧——萨洛梅·弗里森曾主张，允许投票选择什么也不做本身就可能赋予妇女力量；而梅雅尔·洛文则提醒她，萨洛梅不能单方面界定选项或现实。这样的安排让辩论有了实际焦点，同时也显露出群体内部的紧张关系。

关于离开的辩论

离开并非被说成对殖民地漠不关心，而是保护其中的人、又不以暴力回应暴力的一种方式。阿加塔·弗里森认为，留下会使妇女走上冲突之路，无论她们最终成为施暴者还是受害者。在她看来，留下可能使莫洛奇纳变成战场，也会违背门诺派对和平主义的承诺。梅雅尔认同这一论点的分量。之后，阿加塔补充说，迫于压力而给予的宽恕并非真心宽恕；她认为，离开能让妇女更有机会践行和平主义、爱与宽恕，并把这些价值教给孩子。

这场辩论也质疑——谁有权解释被用来要求妇女服从的信仰。萨洛梅指出，妇女们读不了圣经，而且一直被丈夫告知圣经的要求。因此，她们表面上有义务服从，依据的是一种她们无法亲自核实的解释。会议使宗教承诺成为可以辩论的领域，而不再是由男性权威垄断的规则——妇女们根据自身处境与责任，推想自己的信仰究竟要求她们做什么。

萨洛梅抱着米普站起来，说离开没有任何坏处，为这个选择作出了鲜明表述。奥古斯特想象她穿过田野、走过边界，再也不回头。他的记述表明，这只是想象中的离去；但会议之后的准备工作让离开不再只是一种辩论立场——妇女们同意天黑后出发，经过乔蒂察殖民地和希亚克耶克殖民地时避开人们的视线。

孩子、照护与不平等的风险

会议一再以孩子和家庭各自不同的需要，检验拟议中的决定。奥娜·弗里森怀着身孕，因恶心而在身边放着一只空饲料桶。她怀孕的消息传开后，一些妇女匆忙试图安排她嫁给尤利乌斯·彭纳。奥娜拒绝了，说他值得更好的伴侣；她认为自己被烙上了纳尔法的污名，嫁给她会使他沾染罪恶。长老们认为她已无可救药，并因纳尔法而无法思考；奥古斯特指出这种判断颇具讽刺意味。他们还计划让殖民地的另一户人家抚养她尚未出生的孩子。这些处境使奥娜的身体未来、社会地位和孩子，都成为妇女讨论安全与离开时所关切的问题。

萨洛梅和梅雅尔尽管常有分歧，却在危急时刻走到了一起。想到暂时要把亚伦留在身后，萨洛梅十分难过；阿加塔支持她，把这次分离说成是为所有人建设更好殖民地的理由。梅雅尔走过桌边拥抱萨洛梅。接着，讨论转向男孩——十五岁的男孩已经和男子们一起去了城里，因为十五岁是受洗并成为正式成员的年龄；十二岁及以下的男孩则可以跟妇女同行。萨洛梅问，为什么要把十三、十四岁的男孩留给那些男子，尤其是万一被控者回来，而女孩和妇女都已离开的时候。

奥古斯特回答说，这些年龄段的男孩可能构成风险，但他们也是可以教导的孩子。他既描述了他们的不成熟和可能造成伤害的一面，也谈到他们的温柔与同理心，并主张应当给予引导、坚定的爱与耐心。他的回应让问题从是否应当单纯害怕这些男孩，转向他们能否经由教育承担不同的角色。这场讨论把妇女眼前的自我保护，与她们对下一代所学之事的责任联系起来。

阿加塔将这种责任说成既是母亲的责任，也是审慎商议的责任。奥娜称影响儿子的决定具有革命性时，阿加塔说这出于本能——妇女们是男孩的母亲，而男孩是她们的孩子。她认为，母爱、理智与信仰共同影响着这个选择。这个提议并非要求每个男孩都离开；阿加塔说，不愿离开的男孩可以留在殖民地，由选择什么也不做的妇女和他们的父亲照料。因此，这项计划承认人们可以作出不同选择，同时也揭示了留下的代价。

决定与离开准备

随着讨论转向行动，妇女们同意天黑后离开，并考虑如何经过邻近殖民地而不被发现。准备工作也涉及具体物资。奥古斯特记载，保险箱放在格蕾塔·洛文的马车后座下面；洋葱、肥皂和木块则已打包，以备充饥、清洗、在泥地中防滑或用作引火物。一张地图裹在一块奶酪外，再用牛皮纸包好；炸药、地图和其他补给也放进了马车。这些细节展现了她们为把决定化为旅程、穿越陌生地域所付出的努力。

集会的最后准备工作并未解决每个家庭的未来。有人报告说，孩子们干净、吃饱，也已准备就绪；额外的衣物和亚麻布放在木桶里，靴子和帽子也已打包。但科尼利厄斯不会和妇女们同行——他的母亲属于选择什么也不做的群体，而他别无选择，只能留在母亲身边。奥特耶·洛文和尼特耶·弗里森对此十分难过；阿加塔则说，科尼利厄斯和母亲也许会改变主意，之后在别处与她们会合。玛丽切·洛文反驳说，等男子回来、妇女不再获准离开后，这就办不到了。

因此，会议促成了集体行动方案，却没有让离开变得简单或毫无遗漏。其意义在于，妇女们把一个受威胁的选择——在被迫宽恕与遭到驱逐之间二选一——转化为经过审慎考虑的决定，并以信仰、安全、照护和分歧为依据。会议纪要不仅保存了离开的决定，也记录了背后的理由与实际劳作，以及并非所有人都能离开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