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na 的沉默與創傷性退縮

妮娜的沉默与创伤性退缩，源于她的童年经历——躲藏虽能提供短暂的保护，却也使恐惧与独自被留下这一行为紧紧相连。在马托鲁霍，暴力在她头顶展开时，她躲在地板下等待；多年后，她讲述自己如何始终无法摆脱那个藏身处带来的恐惧。她在佩德罗·坎托斯身旁再次摆出同样紧紧蜷缩的姿势，让身体的记忆显露出来，即使过去本身依旧支离破碎。

童年躲藏与身体的庇护所

在马托鲁霍，曼努埃尔·罗卡告诉妮娜有人要来了，命令她躲进地板下一个隐蔽的洞里，直到那些人离开。她回答说自己明白。他给她一条毯子，她把毯子铺在泥地上，然后再次躺下。盖板合上时，光线从地板缝隙间透入；她听见父亲说话，听见篮子被拖到位，随后是一声枪响和窗户破碎的声音。因此，她的避难之处并非让她逃离暴力，而是一个让她只能通过声音、黑暗与不确定性来经历暴力的地方。

枪声席卷房屋时，妮娜紧贴着毯子，把膝盖蜷到胸前。冰凉的泥土似乎值得信赖，不像她头顶上的那些人会背叛她——泥土保护她，却不会出卖她。她想象自己蜷起的身体既是外壳，也是生灵，是一个她能为自己造出的庇护所；她觉得，只要保持这个姿势，就没有什么能伤害她。这念头是一个孩子临时编织的慰藉，并不能证明危险已经过去；它之所以有力，在于她如此彻底地将静止化作保护。

暴力过去后，她试着把等待安排成一件小而可重复的事。她想起一首关于云和鹰的数数歌，随后打算先把歌唱完，再起身看看那些男人是谁、他们想要什么。如果她打不开活板门，她设想自己会喊父亲。可是她仍侧身躺着，膝盖紧紧蜷起，脸颊贴着粗糙的羊毛，轻声唱歌。这首歌为时间排出顺序，而她的姿势则把她留在唯一由她掌控的安全之中。

记忆、沉默与复述

妮娜后来表示，她对那个夜晚的直接记忆所剩无几。她在地板下什么也看不见，听到的一切又仿佛不可能发生，以至于感觉像一场梦；大火抹去了剩下的一切。她说孩子尤其容易遗忘，而她之所以知道较完整的经过，是因为别人告诉了她。她不确定他们是否说了谎，并表示自己从来没有机会问清楚。因此，她对事件的了解分裂为不完整的感官记忆与事后拼凑出的故事，使确信与回忆彼此错位。

她后来讲述的版本，让活板门打开和合上的过程发生了特别的情感反转。盖板掀起时，她看见那个男孩的脸，并没有害怕；她说那一刻感觉自然，甚至理所当然，而且她喜欢当时发生的事。盖板再次落下时，恐惧才袭来——黑暗重现，头顶的篮子摩擦作响，男孩的脚步渐渐远去。她称那是自己一生中最恐惧的时刻，并说那恐惧从未离开过她。在同一段回忆中，她想象自己当时希望那个男孩带她离开。这段经历表明，在她的记忆中，真正决定性的创伤不是看见男孩，而是遭到遗弃。

成年生活与传闻中的沉默

在一段模糊的孤儿院记忆之后，里卡多·乌里韦在妮娜十一岁时把她接到家中。他是一个住在乡村、没有妻子或亲属的药剂师，并向村民介绍她是自己的女儿。他把她留在药房后屋，在顾客之间教她读书，并不鼓励她独自外出。晚上，她坐在他身旁听他讲战争故事，而他抚摸着她的头发。她察觉到他裤子底下的性兴奋，尽管叙述将当时的她描述为一个接受这番关注、却不明白其全部含义的孩子。

一天晚上，乌里韦吻了她的嘴，并触摸她的裙下和身体其他部位。妮娜没有任何反应；随后他突然退开，哭了起来，请求她原谅。几天后，他告诉她自己为她找到了未来的丈夫，是邻村一个年轻的砌砖工。下一个星期日，妮娜在广场上看见了那个年轻人。叙述在乌里韦侵犯她之后提及这桩安排，却没有解释乌里韦的理由，也没有描写之后的婚姻。

按照妮娜对自己后来生活的讲述，托雷拉维德伯爵不顾外界要求他让她消失的压力，仍把她藏在家中，最终与她结婚。她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人们很少在外面见到她，称她为唐娜·索尔，这是他给她取的名字。人们说她不说话，而且从来没有说过话——按照这个故事，她从与乌里韦相处那时起便如此。不能把这种传闻中的名声误认为框架叙事里她始终没有开口——在后来的谈话中，妮娜说了很多，讲述那些被村民的说法变成谜团的经历。

重返与重复的意义

在最后一幕中，妮娜想起佩德罗·坎托斯双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哭泣的样子，也想起他触摸她时不敢呼吸的模样。她转向他，刻意摆出自己当年在地板下的姿势——膝盖蜷起，双脚并拢，大腿贴紧，双手交叠放在两腿之间。她看着自己，仿佛看见一个年迈的孩子，并露出微笑。这个姿势不再只是一个孩子试图抵挡看不见的威胁的方式；作为成年后的举动，它也成为她主动重返一种承载着自身历史的身体姿态。

妮娜感慨，人们也许会耗尽一生，渴望回到那个造就自己的地狱，回到曾经救过自己的人身边生活。她无法解释为何要重返他们被摧毁之处，也无法解释为何会想重复那个瞬间，寄望于救助者能让它变得安全。这个念头并未抵消恐惧——旧日的避难所与旧日的创伤依然紧密相连。她把额头靠在佩德罗·坎托斯的背上，闭上眼睛，睡着了。结尾让重复的姿势稍稍改变了处境——她不再独自待在地板下，记忆中藏身处的黑暗也让位于她在另一个人身旁的睡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