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洛丽亚的囊性淋巴管瘤
犬之力格洛丽亚患有先天性囊性淋巴管瘤,这种病最终致命,左右着她一家人的生活,却不是她父亲的金钱、影响力或信仰能够治愈的。小说追溯了多年求医问诊与宗教祈望的历程,也让格洛丽亚置身于寻常的家庭生活之中——家人带她散步、出游,每天打电话问候她;她离世后,人们哀悼这位女儿,而她父亲未能陪伴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
病情与求医
格洛丽亚出生时便患有囊性淋巴管瘤,这是一种影响头部、面部和喉部的畸形。这种病无法治愈,并最终致命。随着她长大,父母在多个专业领域寻找治疗可能,求诊于儿科神经科医生、神经心理学家、心理神经科医生、内分泌科医生、脑部专家、研究化学家、草药治疗者和当地传统疗法医者。他们的求医之旅从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延伸至哥斯达黎加及数个欧洲国家,也遍及美国的专家。
唐·阿丹·巴雷拉无法陪露西亚和格洛丽亚前往拉霍亚的斯克里普斯诊所或洛杉矶的梅西医院就诊。他让她们带上书面问题、笔记、病史、病历和检查结果。身为美国公民的露西亚以婚前姓氏越境,独自带格洛丽亚去看诊;有些行程持续数周或数月。她们每次回来,得到的都是同样的答复——没有新的医疗突破,没有新发现的奇迹,医生最终也无计可施。
在他能够陪同她们前往美国以外地区就诊时,唐·阿丹会与她们同行。他研究病情、提出问题、提供奖励和报酬,并为研究捐出大笔款项。他还暗中鼓励生意伙伴一同捐款。他的家人生活舒适,但用于医生、研究、宗教活动和慈善项目的资金,意味着他们本可以住更大的房子,拥有更昂贵的物品。露西亚不想要其他毒贩拥有的豪华宅邸;父母二人都愿意把自己拥有的一切交给任何可能帮助他们孩子的人。
格洛丽亚的家庭生活
叙述并未只通过医疗预约和病情预后来呈现格洛丽亚。唐·阿丹没有把她藏起来,仿佛她的病情是一种羞耻。他带她和露西亚在蒂华纳的里奥区长时间散步,也带她去公园、吃午餐和看马戏团。在城里较好的社区,三人是街坊熟悉的身影。店主认识格洛丽亚,会送她一些小礼物,包括糖果、鲜花、首饰、发夹和手镯。
唐·阿丹因生意离开时,一天会给格洛丽亚打好几次电话。他常去瓜达拉哈拉和锡那罗亚州库利亚坎,也曾前往巴迪拉瓜托;这些行程也成了给她带礼物、讲述所见趣事的机会。这些反复的电话和礼物,体现了他们的父女关系,也与更显眼的求医行动相互交织——即使外出处理贩毒集团事务,他仍然牵挂女儿。
露西亚和唐·阿丹面对病情预后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随着医疗努力屡屡失败,她愈发转向宗教,每天去教堂,并邀请埃斯特班·里维拉神父回家共进晚餐、私下祈祷、接受辅导和研读《圣经》。她担心怀疑会妨碍奇迹发生,便劝丈夫参加弥撒、祈祷、向教会捐献更多,并与神父交谈。唐·阿丹去见埃斯特班·里维拉神父,让她安心;不过,叙述称他的信仰与其说是发自内心,不如说是装出来的。他向圣耶稣·马尔维德祈祷,却比起宗教干预,更寄望于医生。尽管医疗报告没有带来康复的希望,他们仍怀抱共同的盼望,彼此相爱。
病情恶化与死亡
在格洛丽亚去世前四年多,当她十二岁时,健康状况开始恶化。经唐·阿丹同意,露西亚带她前往圣迭戈,当地的斯克里普斯诊所有顶尖专家。一个月后,露西亚在墨西哥的安全屋致电唐·阿丹——医生认为格洛丽亚只剩几天,或许几小时可活。唐·阿丹藏在一辆经过特别改装的汽车后备厢里越境,就像走私自己的货物那样,只为赶到女儿身边。
格洛丽亚在睡梦中去世。她的病情最终致命,是因为她硕大而畸形的头部压迫呼吸道,使她无法呼吸。她去世时唐·阿丹不在身边;他的悲痛既来自她的死亡,也深深系于自己未能陪伴她这一事实。他把责任归咎于阿特·凯勒。葬礼将在圣迭戈举行;格洛丽亚健康状况恶化时,一家人曾在那里寻求当时所能获得的最佳治疗。
后果与叙事意义
这种疾病揭示了唐·阿丹权力的边界。他能够安排跨国求诊、资助研究、奖励专家,并为家人提供舒适的生活,却无法凭借这些资源为格洛丽亚获得治愈或正常生活。一次次的求医之旅和始终如一的医疗答复,使财富不再代表掌控力,反而成为其限度的明证。一家人在科学治疗与宗教祈望之间往复,并未迎来解决之道,而是记录了他们持续努力与无法治愈的疾病共处。
格洛丽亚的病情也让她父亲对家庭的牵挂格外深切。在别处,阿特·凯勒意识到成为父亲打破了他原以为自己能够完全独自生活的信念;同样,唐·阿丹对格洛丽亚的疼爱也体现在具体的照料行动中,包括每天打电话,以及设法赶到圣迭戈见她。然而,他们的故事并未走向相同的结局——阿特说,父职带给他救赎;唐·阿丹的财富与努力却无法阻止女儿离世。
她与父亲的亲密关系也因围绕唐·阿丹的冲突而面临威胁。阿特的团队监视这家人的住处,监听通信,并设法破解唐·阿丹与格洛丽亚传递消息所用的密码。阿特后来认为,迫使露西亚出卖丈夫相对容易,而且是他做过的最恶劣的事情之一。监视并未导致格洛丽亚患病,却显示出这家人的亲密关系和通信如何被卷入更广泛的斗争。她去世后,唐·阿丹的悲痛与他对凯勒的指控交织在一起,将女儿之死与支配故事最终事件的宿怨联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