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ns Meyer档案

汉斯·迈耶档案是一批档案记录，改变了卡斯帕·莱嫩辩护工作的利害关系——这些材料为他调查案件历史、质疑针对汉斯·迈耶的诉讼程序究竟发生了什么提供了文献依据。这些文件并非只是在叙述一起战时枪杀事件，也记载了一项调查及其后来的中止，使日期、报告和程序经过成为可以在法庭上检验的证据。

档案的寻获

莱嫩在一个政府部门里找到这些记录。该部门设在一栋当地人称作堡楼的建筑中；这栋建筑曾用作监狱多年，至今仍保留着监狱的围墙。该部门于2000年迁入此处。进入院区的过程平淡无奇，却稍有不便——莱嫩必须隔着接触不良的对讲机反复报上姓名，自动蜂鸣器才会打开锈迹斑斑的大门。他穿过院子，走进一扇没有上锁的铁门，进入内部；那里磨损的聚氯乙烯地板、荧光灯、木屑墙纸和铝制把手，与里面存放的材料之重形成对照。

莱嫩手头只有一个姓名和一个国家可供查询指引，原以为可能一无所获。然而，政府工作人员从一百五十万张索引卡中找到了他需要的材料。在阅览室里，查询结果化为十四个整齐贴好标签的蓝灰色文件夹，叠放在一张浅色木桌上。对莱嫩而言，档案起初并非一套现成的解释，而是一批出乎意料地丰富、仍有待他学习解读的记录。

阅读工作

莱嫩起初犹豫着要不要打开第一个文件夹。透过窗户，他看见一个男学生和他的女友在公交车站笑闹、嬉戏、接吻；窗外的生活仍在继续，而他站在泛黄的文件前。最后，他脱下外套，坐下来，从文件夹里抽出一沓文件。这个停顿标志着一道门槛——他已经找到档案，接下来将进入其中记载的历史。

他在路德维希堡待了五天，每天早上八点回到阅览室。随着他的笔记一页页写满、一本本记事簿用完，文件夹也越堆越高。他申请复印的材料太多，以至于工作人员开始抱怨。他整天埋头工作，连休息也不停，眼睛熬得通红。起初，他很难理解这些档案；渐渐地，细节变得清晰，并彼此联系起来。叙述称，这些文件在宽敞空旷的房间里仿佛活了过来，莱嫩甚至夜里也梦见它们。

这座城市自身的历史伴随着这场档案探查。一本旅游指南带莱嫩回顾路德维希堡接连不断的战事——1812年，符腾堡军队带着近一万六千名士兵前来为拿破仑作战，他们几乎全都死在俄罗斯；旧符腾堡团的纪念碑记录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128名军官和4160名士兵。这座城市也是1940年电影《犹太人苏斯》的拍摄地，因为约瑟夫·聚斯·奥本海默曾在那里生活。这些细节并不能解释档案的内容，却将莱嫩对战时暴力记录的查阅置于一座自身的过去也为战争及其表现形式所标记的城市之中。

记录及其法律意义

这份档案进入审判后，不再只是一次私人调查的发现。在讯问中，理查德·马廷格问西比勒·施万博士是否知道汉斯·迈耶档案。她确认自己知道。接着，马廷格陈述了争议所涉的战时事件——1944年，热那亚的游击队员在一家咖啡馆引爆炸弹，炸死两名德国士兵。他问这是否构成施万所述标准下的袭击。这番问答将档案中的历史材料带入关于枪杀游击队员及其适用标准的法律辩论。

马廷格还证明，三家当地报纸报道过这起枪杀事件。他主张，这种报道符合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并概括称施万先前提出的标准均已满足。随后，他不再讨论枪杀事件的条件，而是转向事后的法律处理——是否曾对汉斯·迈耶提起诉讼。施万确认确实启动过诉讼程序，马廷格则指出，斯图加特检察机关曾展开调查并建立案卷，但迈耶既未被起诉，也未被定罪。因此，档案记录的不只是原先的指控，也包括官方审查的经过；但这项审查最终并未带来起诉。

调查中止与档案的转折点

施万称，相关诉讼程序已经中止。马廷格给出的日期是1969年7月7日，施万予以确认。最初，这番问答似乎用这个日期回答了调查后来如何处理。随后，莱嫩询问调查是在何时中止的，并请施万澄清发给法布里齐奥·科利尼的通知——检察机关于7月7日终止了诉讼程序，但科利尼直到1969年7月21日才收到通知。决定作出的日期与通知送达的日期有所不同，这是明确的文献事实，而非对案件的一般推断。

这一澄清改变了法庭对记录的理解。法官此前并不知道这一细节，事实浮现时，马廷格脸色苍白。因此，档案中的日期不只是补全时间线——它们让莱嫩能够回到马廷格已经提交法庭的一处内容，并使文献记录更加精确。这份档案的意义，部分就在于它能够让看似已经尘埃落定的程序历史变得更为复杂，同时又不要求文件本身作出最终的道德或法律判断。

从档案到辩护

读了五天档案后，莱嫩开车回到柏林，带着几箱复印件。他瘦了两公斤。他把复印件带进自己的办公室，拉上公寓的窗帘，整个周末都躺在床上。星期一，他去莫阿比特羁押所探望法布里齐奥·科利尼。七小时后，莱嫩离开时，已经知道自己必须做什么。这一连串经历展现了档案带来的影响，却没有让文件取代当事人——档案研究使莱嫩为同科利尼进行一场关键谈话做好准备；谈话之后，他明白了下一步该怎么做。

在法庭上，文件夹所发挥的作用分散到一连串提问、证词和日期之中。一份经调查汇集而成的案卷，成了审查调查为何终止、科利尼又是在何时得知终止一事的工具。它的物质形态——贴好标签的文件夹、脆弱泛黄的纸张，以及被带回柏林的复印件——使法律辩论始终以文献为依据，而不沦为对过去的抽象争论。这份档案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让案件历史能够接受审查，同时仍将这段历史的意义留待依据记录进行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