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审计官谨慎行使权力的传统

帝国审计官谨慎行使权力的传统，将非凡权威与非凡的自我克制结合起来——审计官可以越过通常的指挥体系展开调查，但理应谨慎运用这种职权，并以站得住脚的目的为依归。在迈尔斯·沃科西根调查西蒙·伊利安精神崩溃一事的过程中，这一传统体现的并非让这一职务无能为力的限制，而是使其不寻常权力值得信赖的纪律。

权威与制度目的

格雷戈尔称审计官是他的代言人，也是他的眼睛和耳朵——一位独立的观察者，能够前往皇帝无法亲自前往之处，并从不受受审查机构控制的角度汇报情况。他任命迈尔斯为代理帝国审计官，调查伊利安的精神崩溃，并强调迈尔斯的独立性正是他适合这项工作的原因。这项任务范围广泛，但也有明确界限——迈尔斯的行动必须与正在评估的事件有关，他不能下令处决，而任何逮捕都应有足以支持起诉的证据。

这项授权使迈尔斯得以绕过帝国安全局的通常层级，因为哈罗什将军阻止他求见伊利安。迈尔斯诉诸的不只是自己过去与伊利安的关系，也包括自己作为父亲之子的身份，以及这种关系所附带的沃尔贵族义务。他告诉格雷戈尔，伊利安可能正在失去自我，他不能袖手等待；他还要求查阅所有未经整理的医疗资料和其他案件数据，而不只是请求探视许可。他请求行使审计官职权，将关切转化为监督；格雷戈尔提出的条件，则界定了这种监督必须遵循的管辖范围。

审慎作为任职资格

这一传统既以品格为基础，也以程序为基础。迈尔斯明白，审计官可以无限期地让调查继续，甚至否决军事法庭审判；这些权力使该职务能够影响帝国安全局的内部程序。他也明白，这些权力不应轻率行使——审计官是根据个人操守记录选出的，而通常认为，识别合适人选需要一生的阅历。因此，这一职务的正当性部分建立在这样的期待之上——任职者不会把法律赋予的权力误当成任意行事的许可。

这种期待并不要求消极不作为。迈尔斯怀疑哈罗什可能处理案件不当，同时也考虑蓄意破坏的可能性，因此要求全面查阅证据。他承认，愚蠢造成的危害不亚于恶意，并将此事的重要性与自己冷冻复苏后经历的迷失感联系起来。调查之所以有必要，是为了查明伊利安遭遇了什么；谨慎行使权力的传统则要求对怀疑加以检验，而非将怀疑当作证据。

超越个人偏好的责任

迈尔斯对沃尔贵族制度的论述，也展现了与此相关的责任观。他认为这一制度的理想和缺陷都可以受到批评，但坚持认为，他和哈罗什都宣誓要维护自己所服务的制度。这并非毫无疑问的赞美——重点在于，个人判断并不能消除公共责任。迈尔斯也提到，伊利安虽非沃尔贵族，却逐渐将帝国视为自己参与维系的一项事业。伊利安效忠格雷戈尔，却并非卑躬屈膝；这表明，对制度的忠诚可以源自守护责任，而不单是世袭身份。

在迈尔斯生活的其他方面，正式义务也影响着个人决定。埃琳娜·博萨里-杰塞克解释说，她和巴兹·杰塞克可以提前通知后辞去丹达里舰队职务，但作为宣誓效忠迈尔斯的封臣，他们必须向他请求解除效忠关系的特别恩典。离开一份军职与结束封建效忠关系之间的区别，体现了私人关系和制度规则如何彼此交织。这也与审计官的职责形成对照——在这两种情形中，即使明确的义务会使眼前的选择变得复杂，权威仍须受其约束。

经受证据与诱惑考验的权力

调查表明，审慎并不意味着包庇同僚或回避果断行动。迈尔斯授权帝国安全局追查该生物制剂疑似来自外星域的线索，包括杰克逊星域和埃斯科瓦尔的潜在线索，并要求审查伊利安在特定时段内的行踪。这些调查步骤旨在寻求相互印证且可追溯的证据，而不是仅凭怀疑下结论。

后来，荧光检测在空气过滤器上发现了该物质，迈尔斯便下令逮捕哈罗什，并由盖伊·阿莱格尔接任代理主管，等待格雷戈尔批准。迈尔斯在说出叛国罪名之前，先考虑了应提出什么指控；哈罗什则否认自己曾有叛国意图。这一幕区分了确立证据与判定被指控者内心的道德状态，但逮捕令本身是迈尔斯以审计官身份、针对已经查明的发现而发出的。

哈罗什还透露，他查阅过迈尔斯的神经系统医疗报告，并提出让迈尔斯以更优厚的条件重返丹达里舰队，包括授予他舰长职位。迈尔斯没有隐瞒这项私人利诱，而是在继续主持案件调查的同时，将其告知格雷戈尔和伊利安。这一情节清楚展现了这一传统在实践中的要求——独立性不仅取决于调查权力，也取决于能否抵制可能使调查者受制于被调查者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