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拉·布莱克洛克获救并返回，标志着她从极光号游艇脱身的身体逃亡告一段落，也开启了她努力让船上罪行得到法律重视的过程。她精疲力竭、身负伤痛，在挪威乡间找到避身之处，通过电话联系上朱达·刘易斯，并在机场与他重逢。她的归来并未消除所有人的危险——警方到达后，她坚持要求他们追查嘉莉——嘉莉仍与船只及其不断发展的后续事件有所牵连。

逃离并在挪威避身

离开极光号游艇后，劳拉没有手机、钱，也不清楚时间，在挪威乡间徒步前行。她筋疲力尽，害怕自己倒在某处，尸体可能永远无人发现。一座坐落在稀疏树木之间的谷仓让她得以停下——摇摇欲坠的木墙和波纹铁皮屋顶下，住着两匹小马，旁边还有一槽水。劳拉从干草堆里拿了毯子，在那里睡着了；短暂片刻里，疲惫甚至压过了她对被人发现的恐惧。

一名上了年纪的当地男子发现了她，试图帮助她。劳拉受惊后猛地挣脱他的手，受伤的脚踝一软，她便摔倒在地；后来她接受了他的帮助，坐进他的车里。这段车程让她意识到自己跑了多远——车子沿着坑洼的土路颠簸了好几英里才驶上公路，从树木覆盖的山坡上已经看不见峡湾。这样的距离意味着谷仓不只是她逃亡途中的歇脚处，也是她在极光号游艇控制范围之外找到的第一个避难所，尽管她伤势严重、神志恍惚，仍无法独自找到援助。

联系与重逢

汽车收音机下方的一个凹槽里放着一部很老旧的手机。司机查看屏幕时，劳拉得知那天是星期二，并意识到自己在谷仓里昏睡了整整一天一夜。在一幢整洁的蓝色房子里，手机收到一格信号。劳拉请求打电话给住在英格兰的家人，随后手指颤抖着拨出朱达·刘易斯的号码，并加上国际区号。

两人在机场重逢。很长一会儿，劳拉和朱达都没有说话；他们紧紧相拥，而他抚摸着她的脸、头发和瘀伤，仿佛需要确认她确实就在眼前。劳拉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她到家了。朱达一遍遍告诉她，她已经安全，她伏在他的羊毛外套上哭泣，他则紧紧抱着她。这一幕让归来成为一种切身而亲密的体验——经历囚禁、逃亡以及一整天一整夜的昏睡后，安全最先体现为与那个她以为自己或许再也见不到的人相拥。

从幸存者到证人

起初，劳拉不希望霍斯特一家报警。然而，与朱达谈过之后，她接受了由他向苏格兰场讲述她的经历。这个故事荒诞得连劳拉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但她开始不再相信没人会接受她的证词，也开始相信理查德·布尔默未必能简单地花钱摆脱后果。

当局先把她送到医疗中心，为她被割伤的脚和扭伤的脚踝治疗，并重新给她开药。医生认为她可以离开后，她被送往山谷上游的一处警察局，一名英国大使馆官员正在那里等候。劳拉一遍又一遍地讲述安妮·布尔默、理查德·布尔默和嘉莉身上发生的事。反复讲述并没有让她觉得这些事件更可信；相反，每次重述都让她更加清楚地看到自己认为存在的证据，与她此前遭遇的不信之间的落差。

这种不信正是围绕此案的危险之一。劳拉曾报告说自己看见一具尸体落入海中，却知道自己的说法没有得到相信。被囚禁时，她甚至曾提议让嘉莉声称自己在特隆赫姆停靠港下船后昏了过去，因为她认定人们不会接受她讲述的其他版本。安全抵达后，她仍须说服别人依据她的证词采取行动，而她已被迫相信这份证词很容易遭人轻视。她坚持要求警方帮助嘉莉，表明她讲述经历不仅是为自己的生还辩护，也是为了阻止仍未解除的危险被当作已经结束。

尚未完成的营救

劳拉的归来与那些促成她逃脱的选择密不可分。嘉莉曾把她与理查德的婚外情描述为一段建立在隐瞒与希望之上的关系——她相信理查德与安妮的婚姻早已结束，他终有一天会获得自由，与她共同生活。理查德的计划也让嘉莉卷入冒充安妮的行动，过程中用到了安妮的和服、泳帽和围巾。劳拉意识到，理查德为了得到安妮的钱财而追逐她，等不再需要嘉莉时，也可能让嘉莉陷入危险。嘉莉拒绝接受这一警告，因为她相信理查德爱她，也害怕帮助劳拉会让自己背上谋杀罪名。

劳拉以安妮之死唤起嘉莉的愧疚，并提醒她，自己可能又要让一条性命成为良心上的负担。在一段较为平静的时刻，嘉莉想起母亲叫她“跳跳虎”，并告诉她总能重新振作；这句回忆与劳拉的认知形成了令人不安的对照——嘉莉扣押她时，正不给她食物和药物。劳拉甚至怀疑，自己对囚禁者心怀感激，是否意味着她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因此，两人之间的温情既不能证明囚禁无害，也不能简单地洗脱嘉莉的责任——这种温情与胁迫、恐惧、愧疚以及最后的援助行为并存。

嘉莉决定把自己的护照交给劳拉，告诉她乔装成安妮离开船只，再用嘉莉的身份继续前行，于是她们不稳定的关系变成了一项实际的逃生计划。然而，劳拉找到援助后，营救仍未彻底完成。在警察局里，她一再请求当局去营救嘉莉。因此，结尾让劳拉与朱达重逢并得到医疗照料，却没有让她确定帮助自己逃脱的女人究竟安危如何。她的归来结束了从船上逃往安全之地的旅程，却让调查和嘉莉的命运仍悬而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