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保存生命的责任

本书将纪念医疗中心的事件置于一场更为漫长的争论之中，探讨医学治愈疾病的承诺、治疗的限度，以及沦为死亡执行者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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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保存生命的责任

希波克拉底式界限 职责的区分 希波克拉底传统反对即使应患者要求，也向其提供致命药物。后来的论述将此视为治病与杀人的根本分界。 对医学职业的信任 这一界限在实践中并非一目了然，但它代表着一种承诺：医生不会为了他人的便利或社会目的，决定让患者结束生命。

新技术带来新困境

新技术带来新困境 生命支持技术的扩展 重症监护设备使维持过去本会死亡的患者生命成为可能。延长生命的能力引发了何时开始或停止治疗的问题。 费用与判断 随着医疗照护费用日益高昂，政策制定者开始质疑技术是否得到了合理运用。霍勒斯·巴尔茨反对以费用或预后来判断谁的生命值得保护。

撤除治疗与主动杀害

撤除治疗与主动杀害 承认拒绝治疗的权利 法院承认患者有权拒绝维持生命治疗，并区分撤除患者不想接受的治疗与主动安乐死。这一区分有助于塑造现代临终照护实践。 难以界定的界线 两者的区别取决于拒绝治疗是否正当，以及临床人员的意图。灾难状况使这条界线更加复杂，但并不会自动将其抹去。

灾难作为道德例外

灾难作为道德例外 常规规则承受压力 一些纪念医疗中心的工作人员认为，由于医院与外界隔绝且资源逐渐枯竭，标准医疗规范已不再适用。另一些人则认为，患者仍应受到常规保护。 例外的危险 将情势称为例外或许可以解释压力，但也可能扩大替他人作决定的权限。本书提出疑问：同情心会不会成为未经患者同意便加以杀害的理由？

为未来危机制定准则

为未来危机制定准则 反对加速死亡的指引 美国医学研究院认定，法律和伦理都不支持在危机中故意加速死亡。该院呼吁制定应急计划，在承认资源短缺的同时保护患者。 照护义务依然存在 更深层的挑战并非为每一条道德准则都创造例外，而是做好充分准备，尽可能减少临床人员被迫作出灾难性抉择的情况。

古代传统与现代医学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

1975年至1997年

2005年9月1日

2007年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