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一部完整的英语词典
教授与疯子这条脉络追溯了较早的词典编纂努力以及对英语不断变化的观念,说明这些因素如何使《新英语词典》显得既有必要又有可能。
increasing
Bearing strength in each event
decreasing
为读者释解难词

第一部单语词典
有限的开端
罗伯特·考德里出版了《字母表式英语难词表》,这是一部小型词集,收录了大约二千五百个艰深或生僻的英语词语。它旨在帮助读者理解《圣经》、布道词及其他作品中遇到的词语,而不是记录全部词汇。
早期的词书往往服务于特定用途,包括帮助学生学习拉丁语,或按主题归类词汇。考德里的作品更直接地尝试用英语解释英语词语,但其刻意限缩的选词范围,使大多数日常语言都未被纳入。
留下的问题
这本书的重要性,部分在于它未能完成的事。它的存在证明,编纂一部单语英语词典是可行的;而它的局限也清楚表明,仍有大量词语尚未记录。
后来的词典编纂者拓展了这项事业,但数代人以来,许多人仍偏重生僻、博学或华丽的词语。因此,人们对一部能更全面呈现英语的词典的需求,是随着时间逐渐累积而成,并非到十九世纪才作为全新构想出现。
约翰逊的鸿篇巨制

通过阅读编纂词典
编纂事业
塞缪尔·约翰逊接受了书商委托,编纂一部重要的英语词典,并以广泛阅读为基础组织这项工作。他与一小队助手从书籍中搜集词语和段落,再整理引文,用来说明词义和用法。
最终编成的《英语语言词典》收录了数以万计的词目,并包含大量例证。词典释义有时精准而令人难忘,而其中的引文则展现了词语的含义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语境。
成就与局限
这部词典在大约一个世纪里成为英语的标准参考书。然而,它并未完整记录所有词语,约翰逊本人的判断与偏好也影响了词典的部分呈现方式。
它的规模树立了一个引人瞩目的先例,证明词典既可以是学术著作,也可以是文学成就。后来与詹姆斯·默里相关的项目继承了约翰逊的权威,同时致力于编成一部范围更广的历史记录。
特伦奇提出历史词典构想

将词典视为语言清单
指出词典的不足
在圣詹姆斯广场的伦敦图书馆举行的一次语文学会会议上,理查德·切尼维克斯·特伦奇指出,当时读者能够使用的词典无法满足英语的需要。他反对词典编纂者只挑选所谓正确的词、排除所谓不规范词语的想法。
相反,特伦奇将词典描述为一份清单,也是语言的历史。只要不同年代、声誉各异的词语在英语中有可辨识的使用历程,就都应收录在记录中;引文则可以记载这些词语最早已知的书面用例及其词义变化。
集体协作的事业
特伦奇还指出,这项任务超出任何个人的能力。大批志愿者可以阅读文学作品,为历史词典提供所需的例证。
这项构想雄心勃勃,也难以实现,但它既为计划提供了原则,也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法。词典不应由权威颁布规则,而应汇集人们使用英语的证据。
停滞的学会计划

志愿者与延误
计划逐渐成形
语文学会正式采纳了编纂一部《新英语词典》的提议,并邀请志愿者阅读书籍、辨认词语,把例证段落记录在纸片上。赫伯特·柯勒律治担任编辑后,制作了许多分格架,用来存放预期收到的材料。
工作很快就超出了组织者的估计。收到的卡片比原计划所能容纳的更多,预期的进度也被证明并不现实;这个项目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分类、核查和编辑判断。
弗尼瓦尔的重担
柯勒律治早逝后,弗雷德里克·弗尼瓦尔接手了这项工作。他组织助手接收并整理材料,但随着志愿者归还书籍、不再寄送卡片,这项工作逐渐失去势头。
早期行动未能持续下去,暴露出鼓舞人心的原则与落实原则所需的日常劳动之间存在落差。这部词典屡屡面临这样的风险:沦为一种愿景,却没有可实际运作的编辑机构作为依托。
项目终于找到出版方

从提案到付诸实施
默里的候选资格
弗雷德里克·弗尼瓦尔鼓励詹姆斯·默里为拟议中的词典编写样页。默里的样稿提交给牛津出版社的代表审阅。他们质疑样稿的涵盖范围和编纂取舍,之后才逐渐认可这项工作的规模与前景。
谈判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初的进度预测也仍然过于乐观。然而,在经历多年拖延之后,任命默里并出版这部词典的决定,为这项事业奠定了稳定的制度基础。
再次发出征集
一八七九年,协议正式确立,默里呼吁更多志愿者阅读书籍并摘录引文。这项计划依赖英国、美国及各殖民地的读者,由主编及其团队把零散的投稿整理成连贯的历史记录。
这部新词典最终取得成功,依靠的是编纂领导、机构支持与分散协作的结合。它的开端并非某个单一的发现时刻,而是一连串尝试,旨在把艰巨的理想转化为持久运作的体系。
一六〇四年
1746—1755年
1857年11月5日
一八五八年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
一八七七年至一八七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