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拉·卡灵顿与利顿·斯特雷奇的关系

多拉·卡林顿与利顿·斯特雷奇之间是一段非传统且大体上无果的依恋；这段关系历经卡林顿与另一名男子的婚姻，直到斯特雷奇去世才告终。这段记述呈现了它的双重意义——卡林顿的忠贞塑造了她的一生，但有关这份忠贞的故事后来掩盖了她作为画家的身份，也与她死亡的种种情形紧密相连。

关系的形成与不对等的爱恋

卡林顿爱着斯特雷奇，尽管她知道他是同性恋，而且比她年长十三岁。他曾向弗吉尼亚·伍尔夫求婚；这段记述将他与卡林顿的关系描绘成自始便引人侧目，并非因为这份依恋不够强烈，而是因为其中的欲望与前景不符合传统爱情故事的模式。十七年来，卡林顿始终忠于他。这份忠贞与关系局限之间的落差至关重要——这段依恋延续了下来，却无法成为卡林顿所渴望的婚姻。

这段记述还以女性爱情故事的语言描绘这段关系，尤其着眼于那些非传统、艰难或毫无希望的爱情。卡林顿的故事体现了这种关注，却未能走向浪漫圆满。它的情感力量来自一段无法以通常意义上的方式变得相互回应的关系持续存在，也来自卡林顿围绕这段关系安排自己的人生。

婚姻与共同生活

卡林顿与另一名男子的婚姻并未使她与斯特雷奇分开。相反，三人共同生活。这种安排将他们彼此交织的依恋变成日常家庭生活的现实——卡林顿与一名男子结了婚，而这名男子渴望的对象却是斯特雷奇。因此，这桩婚姻既没有取代卡林顿对斯特雷奇的依恋，也没有为她提供一种传统的替代选择；三人共同生活的家庭将彼此错位的欲望置于同一空间之中。

答应结婚之后，卡林顿写信给斯特雷奇，哀叹命运让他们无法成为夫妻。这封信直接表达了她的愿望，但写信时的处境也凸显了这段关系所受的限制——她可以告诉他自己的心愿，同时却与另一个人步入婚姻。随后，三人一同前往威尼斯度蜜月。这趟旅程将这种安排浓缩成一幅鲜明的图景——这不是一对新婚夫妻的私人蜜月之旅，而是三人同行；卡林顿与斯特雷奇之间的依恋依然存在于这桩婚姻之中。

死亡与关系的余波

斯特雷奇死于胃癌。卡林顿比他多活了不到两个月，随后朝自己的腹部开枪自杀，当时她离三十九岁还差一点。这段记述指出，这并非她第一次试图自杀。时间间隔之短，使斯特雷奇之死成为她自杀的直接背景；而更广阔的叙述则将两人的死亡与那段长久塑造了卡林顿一生的忠贞联系起来。不能将这一先后顺序误作对自杀的简单解释；更确切地说，这段记述将斯特雷奇之死呈现为一场失去，卡林顿在那之后表示，自己已无事可做。

去世前一天，卡林顿对伍尔夫夫妇说：“我已经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又说：“我为利顿做了所有的一切。”据报道，这些话出自她本人，明白无误地表达了她的忠贞；但这些话也显示，这段关系已经彻底主宰了人们对她余生目的的叙述。她家里没有枪，于是她去了隔壁，借了一支猎兔枪。借枪这一寻常、近乎随意的举动，与致命的结局形成了鲜明反差；这段记述还补充说，那不是适合这件事的枪，而她的死亡过程漫长、迟缓且痛苦。

重述与声誉

这段叙述称，人们记住卡林顿，与其说是因为她的绘画，不如说是因为她对斯特雷奇毫无希望的爱——这份爱如何塑造了她的一生，又如何导致了她的死亡。这一说法指出了这段关系在后世叙述中造成的代价。卡林顿的艺术家身份被一则围绕她对一名男子的依恋展开的故事挤到一旁；因此，使她的故事令人难忘的忠贞，也限制了人们记忆她的方式。

D. H.劳伦斯的反应则呈现了更尖刻的贬抑。他执迷于描写恋爱中的女性，也自信有权评判她们，因而指责卡林顿憎恨“真正的”男人。在《恋爱中的女人》中，这段记述指出，米内特·达灵顿这个人物是对卡林顿的漫画式刻画——她相貌漂亮，表面上看似天真无邪，实则被描绘成极其淫荡的人；她的身份是艺术家的模特，而非艺术家。姓氏的改变以及艺术身份的挪移，强化了她与卡林顿之间的反差；卡林顿作为画家的创作，可能被他人讲述的、围绕她欲望展开的故事所掩盖。因此，这段关系不仅作为卡林顿亲身经历的依恋而延续，也作为一则充满争议的叙事延续下来，不断被改写成贬低故事核心女性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