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袭击事件在小说中并未作为一段完整叙述的历史插曲出现，而是作为一场被人们记起的灾难，影响着他们应对新一轮停电的方式。对克莱、阿曼达、露丝和乔治·华盛顿而言，这场袭击提供了一个比较框架——它让灾难的可能性变得迫在眉睫，却没有告诉任何人眼下正在发生什么。这些记忆既片段化又关乎个人，而试图从中得出确定结论，只会暴露出仍有多少事情不为人知。

停电中的回忆

当美国东海岸各地的灯光熄灭时，克莱和阿曼达将这次中断与此前的停电相比较，包括二〇〇三年的电网故障。克莱记得，在那次停电期间，他曾穿过曼哈顿大桥，却无法通过电话联系上阿曼达。随后，他想起九一一事件——他说，人们当时已经在回忆这场袭击，但那次停电远没有九一一当天那么可怕。这种比较既关乎个人，也关乎城市。克莱把对阿曼达的担忧置于一座城市陷入危机的共同记忆之中，同时承认停电与袭击的分量并不相同。

这场谈话发生时，人们对眼下的事件仍一无所知。阿曼达看到一则新闻快讯，称美国东海岸发生大规模停电，但应用程序无法打开。之后，电视上只有紧急广播系统的画面、蜂鸣声和静电杂音。两者的反差影响深远——人物可以提起九一一事件，但他们当下的通信手段无法提供足以辨别这究竟是停电还是更大威胁的信息。那场熟悉的灾难为恐惧提供了表达方式，却没有给出解释。

个人记忆与证据的限度

乔治·华盛顿回忆，九一一当天他在巴尔塔扎尔餐厅吃早餐，离双子塔很近。他记得那顿饭，并强调自己起初什么也没听见。他说，后来才听到警笛声，接着餐厅里的人开始交谈。他的叙述挑战了一种假设——身处灾难附近的人必定会立刻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信息是通过声音和他人的谈话间接传到他这里的，而不是来自对事件本身的清晰观察。

这段回忆动摇了克莱在停电期间提出的一种论断。克莱推断，如果是炸弹，就会发出巨响，并把没有听见这种声音视为不可能是炸弹的证据。乔治·华盛顿的经历使这一推断变得复杂——即使身处双子塔附近，也不意味着他能在袭击发生时听见它。小说并未借他的回忆确定当前停电的原因，而是借此说明，仅凭某人听见或没听见什么而自信地下结论，可能并不可靠。

阿曼达请其他人不要谈九一一事件。她的不适表明，这场讨论有其限度——熟悉的参照点对在场的每个人而言，并非中立或令人安心。乔治·华盛顿接着解释，他听到了警笛声，随后从餐厅里的人口中得知发生了什么。他的回忆与阿曼达的反应有所不同，使这场谈话不像是在共同陈述一段已成定论的往事，倒更像是面对一段段情感分量并不相同的记忆。

恐怖主义、猜测与眼前的危机

随着停电持续，人物开始猜测炸弹、导弹和恐怖主义。有一种猜想把眼前的停电与此前那阵神秘巨响联系起来，设想炸弹或许能解释这两件事。这个念头很快转向袭击发生前的准备工作——恐怖分子会制定计划、会面、筹集资金并进行演练。小说提到，十九名袭击者曾在飞行模拟器上训练，强调了电视画面无法呈现的隐秘准备。这一细节让袭击显得既有组织，又难以凭借身陷事后余波的人们掌握的零碎信息预先察觉。

然而，人物并没有证据表明这次停电是袭击。乔治·华盛顿后悔自己参与了猜测，并敦促大家关注实际能够观察到的事情。与此同时，露丝担心女儿和外孙们的安危，并想象着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威胁。因此，九一一事件再次浮现，却不是作为答案，而是成为各种可能情境的源头，而且一种比一种更令人恐惧。回想先前的灾难能够让危险变得可以理解，却也可能使人们在不知道旧有模式是否适用时，便把新事件套入其中。

叙事意义

对九一一事件的提及，将个人焦虑与集体记忆联系起来。克莱穿过大桥的记忆，与他无法联系上阿曼达的经历紧密相连；乔治·华盛顿的回忆则始于一顿寻常早餐，以及迟迟传来的消息。两段回忆都没有让人物完整了解过去，也无法让他们可靠地预见眼前的事态。相反，它们各自展现了人们如何通过片段化的信号、人际关系和事后解读来经历危机。

这种不确定性呼应了露丝的理解——社会秩序依赖一种心照不宣的共识，即秩序能够维持下去。停电让这种共识显得脆弱，而九一一事件的记忆则提供了恐惧的先例，却不能保证当前危机有着相同的原因或规模。由此，九一一袭击事件既成为衡量记忆中危险的尺度，也警示人们不要把记忆误当成知识——人物知道灾难曾经发生过，但这种认识无法告诉他们眼下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