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王朝

周王朝既被描述为一个诸侯国，其统治者后来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核心人物，也被视为与《易经》基础层次相关的家族。其君主周文王被认为解释了卦象，而其子周公旦则与爻辞相关。因此，周王朝的遗产将政治权威与绵延不绝的文本传统联系起来，不过该书将这些早期文本与后来的《易传》及诠释区分开来。

诸侯国及其统治者

周国位于王国西部，其地域相当于今陕西的一部分。周国诸侯长期以才干和德行著称。后来被称为周文王的首领，当时名为昌，公元前1185年继承父位，并逐渐在王国大部分地区行使类似摄政的权力。他的声望既源于和平与战争时期的作为，也源于智慧和自我克制。

周文王的地位产生了政治影响。据该书叙述，诸侯与百姓都乐于追随他讨伐暴君商纣王，但周文王克制行事，不愿冒被指为不忠的风险。然而，商纣王对他的猜忌仍日益加深；公元前1143年，周文王被囚于羑里，性命受到处决威胁。周国统治者的克制与困境，构成了该书叙述他研习卦象的政治背景。

《易经》与周王室

该书将《易经》较古老的经文归于周文王和周公旦，认为周文王的部分作于公元前1143年，其子的著作则晚了三十至四十年。在周文王被囚的叙述中，借助八卦和蓍草占筮已是既有实践。叙事暗示，研究卦象或许会被看守视为无害，同时也使他得以将传承下来的占筮材料引向更为理性的解释。

译者设想周文王身在羑里，面前排列着全部六十四卦。依照这一重构，他为每一卦附上一个表达主旨的名称，从自然、人类社会以及王国现状或可能的未来中引申其含义。随后，他将这些主旨写成劝诫或警告。该书认为，这项工作旨在为卦象提供伦理与政治方面的诠释指南，从而遏制占筮的弊病；这是译者对这一传统的重构，并非断言现存证据能够证实周文王创作过程中的每一项细节。 周文王之子周公旦被认为撰写了爻辞，为卦象增添了进一步的诠释层次。这一区分对该书的作者归属叙述至关重要——周文王的卦辞与周公旦的爻辞属于古经，而《易传》则是较晚的著作，不应被简单地视为同一部原始著作的一部分。

经文、《易传》与历史记忆

该书认为，《易传》成书远晚于经文。即使假设它们出自孔子之手，其撰写也不可能早于公元前483年——距周文王的贡献约六个世纪，距周公旦的贡献则近六百三十年。因此，译者反对将经文与《易传》视为同质的单一著作。他指出，两者合编尤其是将五篇《易传》拆分后刊印于通行本经文旁边，掩盖了它们在年代和诠释上的差异。 康熙时期的御制版本于1715年首次刊行，将两部分分开印行。相关论述也显示后世学术研究规模之大——该版本引用了218位注释者，时间跨度从公元前二世纪延续至十七世纪。更早之前，刘歆在公元纪年开始前后编纂的皇家藏书目录，列出了十三家或学派关于《易经》及《易传》的著作，共计294篇。这些记录表明，周王室与经文的关联成为漫长注释、分类与争论史的起点，而非一套固定不变、未经触动的文本。

保存与延续至今的权威

《易经》在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书时得以幸存，因为它被归为占筮之书，属于不在古书销毁之列的类别。这一例外使传统上与周文王及周公旦相关联的文本得以保存，即使大量中国古代文献已经散佚。它的存续有助于维系周王朝在这部经典历史中的地位，但并未解决应如何解读此书，或其后期层次由谁撰写等问题。 该书还描述了这一传统在接受过程中持续存在的张力。中国学者认识到经文与《易传》之间存在年代差距，康熙时期的版本也将二者分开，但很少有批评者公开质疑二者构成统一整体的观点，或质疑孔子撰写了全部《易传》的说法。译者重视许多中国注释者对阐明经文所作的贡献，同时批评为维护圣人绝对正确而调和所有疑难的倾向。因此，周王朝仍是这部经典所宣称的起源叙事中的核心，而其保存与诠释史则显示，后世读者如何一再重塑附着于这一源头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