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韦尔科夫

兹韦尔科夫是地下室人的旧同学，他的告别宴成为地下室人在旧同学之间争取认可的焦点。现有材料呈现的是叙述者带有明显利害倾向的回顾性讲述，而非对兹韦尔科夫性格的独立观察——他被描述为受人青睐、前途光明，而叙述者一再在意他的看法，透露出的更多是叙述者的屈辱感，而非兹韦尔科夫本人的内心生活。

身份与社会地位

兹韦尔科夫属于地下室人过去的同学圈。叙述者将为他送行的宴席上的兹韦尔科夫描绘成出身良好、家境殷实、前途可期且举止讨喜的人。叙述者也称他为浪荡子和拉夫莱斯，在赞赏他的魅力与社会优势之余，也对他的品行作出贬抑性评判。这些描述属于叙述者对他的刻画，并非经独立证实的肖像。

兹韦尔科夫的社会地位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叙述者把这场聚会视作一场公开的地位较量。叙述者极力想要恢复自己在兹韦尔科夫眼中的地位，以至于宴席后的第二天早晨，他把这件事当作头等大事，暂时忘了莉扎。因此，与其说现有材料中的兹韦尔科夫是一个刻画充分、亲自发言的人物，不如说他是叙述者想要在其面前挽回声誉的想象中的观众。

告别宴

宴席在巴黎饭店举行，是为兹韦尔科夫送行。西蒙诺夫负责安排，并表示其余三位参加者每人需付二十一卢布。地下室人反对把他算进去会使总额变成二十八卢布。他对这一计算感到焦躁，却意外决定参加聚会；因此，这份邀请本身也成了一场小小的较量，关乎他是否会被视作团体的一员，以及以何种条件加入。

叙述者后来称，他比其他人先到，在巴黎饭店从五点等到六点。他回忆说，众人到来前自己喝了酒，并以不熟悉葡萄酒来解释自己的行为。第二天早晨，他特别向西蒙诺夫道歉，并请西蒙诺夫把他的解释转告所有人，尤其是兹韦尔科夫；他表示，自己记得曾仿佛在梦中侮辱了兹韦尔科夫。因此，他的道歉也试图左右受到庆祝的那个人会如何理解当晚的情形。

冲突与转移的复仇

地下室人的讲述把他对兹韦尔科夫的态度与宴席上先前的一次侮辱联系起来。他说，自己原本打算痛打一名曾使他蒙受屈辱的军官，却没能找到那名军官。按他的说法，他需要报复这次侮辱、恢复自我感，于是把怒气转向前来探望他的莉扎。兹韦尔科夫并未被说成是那名军官；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这一事件表明，叙述者对一个人的怨恨会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而宴席带来的社会性屈辱仍持续支配着他的思绪。

因此，兹韦尔科夫在这场冲突中的重要性虽属间接，却始终存在。叙述者想要修复自己在他眼中的地位，记得自己曾侮辱过他，并通过西蒙诺夫向他送去道歉，使他成为道歉的主要对象。然而，叙述中没有兹韦尔科夫的回复，也没有证据表明这番道歉改变了两人的关系。挽回颜面的努力清晰可见，但是否成功则不得而知。

叙事作用与人物刻画的局限

这部作品把退居地下世界的日记作者塑造成一个虚构人物，但他同时代表着一个可辨认的世代和社会类型。在这番自我意识鲜明的讲述中，兹韦尔科夫属于那些看似自信而从容的人；他们的表现加剧了叙述者对自身的比较。叙述者声称自己比周围的人聪明，但他在宴席上的行为，以及之后对兹韦尔科夫评判的在意，暴露出一种差距——他口头宣称自己智识优越，却无法确立社会权威。

叙述者惯于通过论辩、限定和反转来解释自己，这种更广泛的叙述方式也塑造了对兹韦尔科夫的刻画。叙述者先将兹韦尔科夫描绘成深受家庭、财富、职业前景和个人魅力眷顾的人物，随后却把自己的受伤反应置于事件中心。这种失衡限制了人们对兹韦尔科夫个人所能得出的结论，却清楚表明了他在叙事中的作用——他是那位备受礼遇的旧同学，他表面上的种种优势成为一面标尺，地下室人借此呈现自己的怨恨、失败的复仇以及试图修复社会关系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