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波隆

地下室手记

阿波隆是地下室人的仆人,也是叙述者试图借以远离他人的隐居住所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多年共同生活期间,他沉静而泰然自若的举止成了叙述者每日恼怒的由头;叙述者试图通过扣发工资来树立权威,最终还命令阿波隆去叫一名警察。这一插曲使仆人持续留在家中成为衡量叙述者依赖程度的尺度——在自己的避世之所里,他无法命令别人服从自己声称期待的要求。

身份与家庭中的位置

叙述者称,阿波隆已在他手下做了七年仆人。他认为阿波隆是自己住所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做家务的人——这个房间是他的独处之地、外壳和洞穴,而阿波隆似乎与这处空间本身密不可分。叙述者说,自己无法住在带家具的出租房里,也无法下定决心辞退阿波隆,尽管两人的关系一直充满争执。

因此,阿波隆既有实际意义,也有象征意义。他身处地下室人所描绘的、用来逃避人群的家中日常生活,但这处避世之所并不完全受其主人控制。仆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留在其中,他的习惯和判断并非叙述者想除去便能除去。

举止与日常冲突

叙述者把阿波隆描绘成一个极端迂腐、爱惜外表,并且对他专横跋扈的人。阿波隆话不多;当他看着叙述者时,叙述者从他的神情中读出坚定、自信和讥讽。甚至阿波隆做事的方式也被解读为一种优越感的表现——据叙述者所说,他仿佛觉得自己是在给叙述者帮一个大忙,实际上却没做多少事,并认为自己没有义务做得更多。

这些描述都经过叙述者怨愤的滤镜,但它们所展现的反复冲突却十分具体。阿波隆的迟缓和沉着,使一位对轻蔑迹象格外敏感的主人感到不安。叙述者说,自己过去会偷偷从过道拿走刷子去清理,生怕被阿波隆发现;甚至衣服的状况,也成了这种紧张的家庭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在这个家里,寻常举动都可能被人评判,因此无不令人介怀。

工资作为权威的考验

叙述者说,阿波隆的工资哪怕晚付两三天都不可能——阿波隆会大吵大闹,让叙述者不知该躲到哪里去。叙述者害怕这种反应,显露出他的实际权威十分有限。尽管阿波隆是他的仆人,叙述者却觉得自己必须按时付钱,并担心拖欠会引发冲突。

在一个他已经对所有人都感到恼火的时候,叙述者决定扣下阿波隆两个星期的工资。他说,自己两年来一直在盘算此事,打算借此教阿波隆不要摆架子,并表明只要自己愿意,就能扣发工资。这一计划将两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摆到了明面上——工资不只是应尽的义务,也是叙述者试图重新夺回地位的手段。然而,他必须扣下钱来证明自己有权力,这恰恰说明他对自身权力已经感到多么不确定。

冲突与阿波隆的抵抗

后来争吵时,阿波隆默不作声地转身走向自己的房间,叙述者却失去耐心,朝他喊话。叙述者命令他留下并回来。随后,叙述者走到阿波隆的屏风后面,尽管气喘吁吁,仍试图低声而坚决地命令他立即去叫一名警察。

阿波隆没有表现出叙述者似乎要求的惊慌或恭顺。他已在桌旁坐定,戴上眼镜,拿起针线活;听见命令后,他突然大笑起来。他的反应使叙述者召来外部权威的尝试看上去不像有效的命令,倒像一场绝望的表演。仆人的镇定和笑声使叙述者既无法控制这场交锋,也无法左右它给人留下的印象。

莉扎的到来与叙事意义

尽管阿波隆的无礼早已使叙述者忍无可忍,他心里还是把眼前的处境归咎于莉扎。叙述者靠墙一动不动地站着,头抵着墙;随后,阿波隆回来告诉他,有一位女人来找他,并让莉扎进来。他没有离开,反而带着讥讽的神情看着两人会面。叙述者绝望地命令他走开,但阿波隆仍留在场,使这次会面和此前的争吵一样,都发生在一个叙述者无法辞退也无法让其闭嘴的人注视之下。

阿波隆在这些场景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了地下室人想象中的权威与他实际表现之间的反差。叙述者为公开露面精心准备,害怕破旧的衣服暴露自己的窘境,也担心别人如何看待他;即便在家中,他也觉得自己正受到审视。书中并未展现阿波隆对两人关系的另一种说法,因此读者只能通过叙述者充满敌意、也暴露其自身弱点的讲述认识阿波隆。然而,他的沉默、日常习惯和笑声仍抵抗着叙述者将他变成家庭附属物的努力。仆人依然在场,而叙述者仍依赖着这段令他难以忍受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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