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诺夫

西蒙诺夫是地下室人的旧同学，也是兹韦尔科夫晚宴的实际组织者。虽然现有叙述很少直接展现西蒙诺夫的私下想法，但他的行动构成了一连串遭遇的框架，使叙述者渴望融入群体、在旧同学面前顾及自身地位，以及努力弥补事后局面的心态显露出来。西蒙诺夫既是聚会的参与者，也是叙述者后来试图通过金钱和言辞修复关系的对象。

身份与角色

西蒙诺夫出现在地下室人的旧同学群体中，这个社交圈还包括兹韦尔科夫以及其他受邀参加晚宴的男子。他最明确的职能是负责组织——他受托安排晚宴，并在巴黎饭店确认计划。这项实际责任使他处于发出邀请的核心位置，而叙述者则要设法确定自己是否属于宾客之列，以及加入这场聚会要付出什么代价。

晚宴计划最初提出，三名参加者共需二十一卢布，兹韦尔科夫是第四人。地下室人立即提出异议，称若把他算进去，金额就会变成二十八卢布。于是西蒙诺夫决定把他的名字记上，并说明时间和地点——次日下午五点，在巴黎饭店。这番交谈使西蒙诺夫成为将叙述者出人意料的自我邀请转变为正式席位的人；同时，也让叙述者能否参加成了一件兼关乎社会认同与金钱的事。

晚宴与社会地位

叙述者与西蒙诺夫的关系，与其说建立在熟络自在之上，不如说受到叙述者对社交信号的敏锐解读所影响。晚宴上，叙述者的注意力集中在自己如何被在场的旧同学接纳。兹韦尔科夫与其他人一同到场时，众人有说有笑，他显然是他们的领头人物；他以不失分寸的礼貌走近叙述者，与他握手，态度友善却有所保留。西蒙诺夫也是叙述者试图在其面前重拾重要感的见证者之一，尽管叙述并未详细说明西蒙诺夫本人的反应。

聚会结束后，叙述者把自己在西蒙诺夫和兹韦尔科夫眼中的地位视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他明确表示，挽回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名誉比其他事情更重要；一心想着如何弥补局面时，他还暂时忘记了莉扎。这段情节表明，社交遭遇并不会随着晚宴结束而终止——叙述者事后仍继续安排和改写这场遭遇，把西蒙诺夫的看法也视为自己必须设法应对的一种评判。

借钱、道歉与偿还

叙述者欠着西蒙诺夫前一天的钱，并决定偿还这笔债务必须是自己首先采取的实际行动。他向安东·安东诺维奇借了十五卢布，对方一经请求便给了钱。这笔借款使叙述者得以处理自己欠西蒙诺夫的债务，却也凸显了他想要维持体面的表象背后存在的经济依赖——他试图修复社交关系，起步时用的正是自己原本没有的钱。

回到家后，叙述者给西蒙诺夫写信；后来，他很欣赏信中那种彬彬有礼、风趣、坦率、得体而有教养的语气。信中把前一晚的失态归咎于饮酒，声称自己在巴黎饭店等候时，五点到六点之间喝过一杯酒，当时其他人尚未到场。他特别请求西蒙诺夫原谅自己，并请西蒙诺夫向其他人，尤其是兹韦尔科夫，转达解释。因此，这封道歉信既是写给西蒙诺夫的，也意在影响整个群体对所发生之事的看法。

叙述者随后承认，这个借口是假的——据称的那段时间里，他根本没有喝过任何东西，却厚颜无耻地对西蒙诺夫撒了谎。他一面为信中圆熟的语气自鸣得意，一面又承认其中最主要的解释是捏造的。他把六卢布放进封好的信里，请阿波隆送给西蒙诺夫；阿波隆得知信中装着钱后，态度变得更加恭敬，并答应送信。这笔钱是试图偿还欠款的实际表示，但叙述者的讲述清楚表明，它与欺骗相伴而行，并未取而代之。

叙事意义

西蒙诺夫的重要性，在于他的有限行动为叙述者暴露自身提供了条件。他安排晚宴并确认叙述者的席位；之后又成为叙述者的债主和收信人，收到他寄来的钱与解释。围绕这些往来，叙述者不断试图控制他人如何理解自己——他坚持把自己算进晚宴费用，竭力争取众人的认可，还写下一封措辞周到的道歉信，隐瞒自己并未饮酒的真相。

这封信经过修饰的表面与叙述者承认撒谎之间的对照，使西蒙诺夫的具体作用具有更广泛的叙事意义。故事没有把他塑造成能够为叙述者排解困境的知己；相反，这番通信记录了叙述者如何试图把尴尬变成可控制的社交表演。即便他偿还了部分欠款并正式道歉，也无法消除更深层的矛盾——叙述者塑造出坦诚的形象，却明知故犯地寄出虚假的说辞。因此，西蒙诺夫在这一情节中的位置，有助于揭示叙述者对名誉的追求如何在遭遇结束后仍然持续，并把债务、礼节和道歉都改造成自我呈现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