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达联合银行

富达联合银行是存放迈克尔·努南未出版手稿的银行，其保险箱使这家普通金融机构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标记，映照出他与写作关系的变化。起初，箱中存放的是实用的已完成作品储备；后来，它日益鲜明地衡量着他的创作瘫痪——手稿陆续从箱中取出，以赶上出版截稿期限，而他创作新作的能力却不断衰退。

手稿储备

努南在富达联合银行租有一个大型保险箱，只有他和一名银行职员各自使用配套钥匙，才能打开。箱中装着纸板手稿箱，每个箱子都贴有标题标签。自1984年以来，他每年出版一本书，但在这十年中有四年写了两本，一本出版，另一本则搁置起来。他把这种做法称为存下作品，而不是预防写作障碍；当时，他认为这让自己更自由，也更有乐趣。

当努南的灵感一再枯竭时，这份储备有了不同的含义。到1995年2月，他再也无法否认自己无法完成新书的情况有多严重。他的经纪人哈罗德·奥布洛夫斯基打电话来，因为努南惯常在一月交稿的作品尚未送达，出版社的出版安排也越来越紧。努南谎称当天已经完成一份手稿，以掩饰问题。随后，他前往富达联合银行，在银行经理协助下打开保险箱，取出最近的一份手稿，只因为它放在最靠前的位置。

那份手稿是《从顶端一路走来》。它于十一月出版，赶上圣诞季，并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第十一名。努南将它献给已故妻子乔安娜。这本书成功出版，暂时让他得以告诉自己，危机或许会过去；然而，他取用的是存下来的作品，而非新写的小说，这仍是事情的根本现实。

反复取出手稿

富达联合银行成为努南接连取出手稿的地点，也记录着他持续受写作困扰的那些年。次年，他取出《威胁行为》，这份手稿写于1991年秋，他记得那是乔安娜最喜欢的作品之一。1997年3月，一场暴风雪期间，他取回《达西的仰慕者》。尽管他仍不断告诉别人自己写了很多，寄出去的书却是早年创作的作品；他对外的安抚之辞与私下依赖保险箱的现实之间，矛盾日益明显。

奥布洛夫斯基读完《达西的仰慕者》后，称它是努南最好的作品。努南谨慎地提起休息一年的想法，奥布洛夫斯基则问他是否安好。这个问题凸显出努南一直回避解释的实情——一连串看似新近完成的交稿，靠的是写作障碍出现前累积的手稿，而不是他恢复了往常的创作效率。

1997年圣诞节前两天，努南再次前往银行。走向银行保险箱区域时，他和经理昆兰先生重演了熟悉的对话——昆兰提到妻子是个热心读者，努南便开玩笑说自己得去认识她。努南私下把这套反复上演的仪式称为“银行家的圣餐礼”。对话轻松而熟稔，与这趟差事本身带来的苦恼形成对照。

几近空空如也的保险箱

到1997年这次造访时，保险箱几乎空了。努南记得它原本很大；如今，只剩下一个手稿箱，上面用粗黑字标着《承诺》，孤零零地搁在远处角落。这一景象标志着决定性的逆转——曾经看似充裕的储备如今只剩一份旧手稿，而努南几乎想不起它讲的是什么。

他取出《承诺》，关上保险箱。此时，他想起乔安娜在梦中的话——她说这份手稿是她的除尘器。这段回忆把银行里日渐耗尽的档案与悲痛、写作联系起来——剩下的书页属于他与妻子共同生活的岁月，却也必须成为履行最后一项职业义务的材料。

努南已在电脑上准备了两份便条，一份写给奥布洛夫斯基，另一份写给编辑黛布拉·温斯托克。他仍能使用电脑的记事本功能，但一打开《文字六》，写小说的困难便会袭来。他试过用笔写，仍未成功，也明白尝试在记事本里写作可能会连电脑仅有的那点用途都危及。因此，问题并非他无法使用屏幕或完全不能写东西；具体而言，是他无法再进入小说创作状态。

最后一份交稿

这些便条与努南称作《海伦的承诺》的手稿一同寄出。他把它说成一部新书，并解释说稿子略显粗糙，是因为自己额外加班，赶着把它写完。他向收件人隐瞒了一个关键事实——《海伦的承诺》是他从保险箱取出的最后一份未出版手稿，而不是专为他们新写的小说。

在联邦快递办公室，努南在排队寄圣诞包裹的人群中等了将近一小时。他一只胳膊夹着《海伦的承诺》，另一只手拿着纳尔逊·德米勒的平装本《魅力学校》阅读。读了将近五十页后，他才把手稿交给柜台职员。这趟差事完成了他此前几次造访所形成的模式——箱中手稿陆续成为交稿，使出版看起来从未中断，同时推迟了储备耗尽的时刻。

银行的作用是实用性的，而非戏剧性的，但反复使用它，使手稿箱获得了超越储存用途的叙事功能。每一次取出都记录了努南掩饰实情的不同阶段——1995年挽救出版进度，后来以早年写成的作品替代新作，到1997年圣诞节时，取走唯一剩下的手稿箱。由此，富达联合银行处于他的公众事业与私人丧失的交汇处。存放在那里的手稿让他的书得以按期面世，而日渐空荡的箱子则显露出他几乎已无法创作多少新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