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警察部门

当地警察部门并非通过对其组织架构的正式描述呈现，而是通过警员对所遇之人行使的权力展现出来。未具名主人公被捕、回忆起早年一次被拘留的经历，以及他构想的涉及哈格斯特伦夫人的案件，赋予当地警察部门几种不同面貌——一个能够因形迹可疑而拘留人的机构、能够滥用这种权力的警员，以及一个严重指控也可能无法带来后果的体系。揭露这些滥权行为的构想行动，既使当地警察部门成为公开改革运动的对象，也使其成为主人公日益严厉的惩罚幻想所聚焦之处。

权力与逮捕

在一段叙述中，未具名主人公步行时失去了时间感，并意识到自己已不知道相对于旅馆而言身在何处。他站在街角努力辨认方向时，一辆巡逻车停下，他随即被捕。给出的理由是形迹可疑，却没有具体说明什么行为引起了怀疑。他说自己试图解释情况，并出示驾驶执照和其他身份证明，但警员仍将他拘留。这一经历凸显了日常行为与警方解读之间的落差——在城市陌生地段迷失方向，就足以导致被拘押。

他对后续经历的描述带有困惑，而非清晰的事件顺序。他回忆自己被带往不同房间，留下指纹、拍照，并接受数小时讯问，之后被关进牢房。他说这段经历令人觉得不真实。他没有说自己遭到殴打或受到明确的人身伤害威胁，但描述警员的态度和注视令人畏惧，使他觉得自己在上锁的房间里可能遭遇什么都无从掌控。因此，这段叙述将肢体袭击与拘留所带来的压力，以及警员对其周遭环境的控制区分开来。

另一段回忆回溯到他十五岁离家出走的时候。战争期间，他在一艘油驳船上工作，某天晚上与另一名甲板工汤姆一起在普罗维登斯度过。他们遇到一名女孩，并陪她走向公共汽车站后，两个男人拦住他们，自称是警员，并把他们带到警察局。女孩被带离他们身边，两人的物品被取出并装进信封，两个少年则受到讯问，被问及他们来自何处以及与女孩的关系。这段早年的经历将书中警察羁押的模式延伸至主人公成年后的被捕事件之外——一个年轻人面对日常生活中的脆弱处境，遭遇的是隔离、讯问和机构控制。

哈格斯特伦夫人与涉嫌滥权

在未具名主人公构想的反警察不当行为行动中，当地警察部门遭遇了最重大的危机。在他描述的案件中，哈里和弗雷德驾车拦下哈格斯特伦夫人，声称她的汽车证件有问题，并表示必须带她去处理此事。但他们没有前往办事地点，而是开车驶离有人居住的街道，来到一处偏僻地点，对她实施性侵。这段叙述将警员滥用例行交通拦查描述为一种蓄意控制平民的手段。遵照证据所能支持的范围，本文不对事件作具体描写。

在主人公的叙述中，后果十分严重。哈格斯特伦夫人住院治疗，并一直处于深度镇静状态；有一段时间，工作人员不断听到她恳求让自己死去。她的状况被描述为严重的心理崩溃，以至于无法照料自己。叙述也提及她的家人，并未将这次袭击视为仅涉及警员与受害者的事件。因此，这种滥权行为不仅使她失去正常生活能力，也伤害了她身边的人。

据称，袭击者的身份是通过市警察局局长提供的照片确认的。在意识清醒的间歇期间，哈格斯特伦夫人对两名警员的照片反应强烈；叙述将她反复认出两人的表现描述为有说服力的身份依据。然而，主人公构想的案件也称，由于缺乏可采证据，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哈里和弗雷德继续担任警员。认出他们却无法形成法律上可用的案件，而两人随后仍继续任职——这一反差表明，核心的制度问题在于追究责任，而不仅仅是确认身份。

问责与主人公的行动

在后来一段虚构的法庭交锋中，地方检察官表示，他本人并不知道两名警员可能参与哈格斯特伦事件，也不了解警察部门的官方立场。这场交锋没有解决当地警察部门是否调查或采取了行动的问题；相反，它凸显了主人公所声称掌握的信息与机构似乎没有正式回应之间的距离。他构想中的论点是，仅仅证明自己无罪还不够。他将揭露这两名警员并把他们逐出警队，视为更广泛的公民责任。

这场行动从个案扩展到授予持枪者权力的程序。主人公呼吁彻底审查警员的遴选方式，并认为这种审查或许能够防止类似的滥权行为。他也强调事件对哈格斯特伦夫人的家人、警员自己的家人，以及关注此案的公众造成的影响。在他构想的这番论述中，警察不当行为伤害的不只是直接受害者——它还可能改变人们对公共机构和长期社会传统的看法。因此，他提出的改革既被视为预防措施，也是对公众信任受损的回应。

这场虚构的听证会呈现了机构权力逆转的幻想。由法庭指定的精神科医生称哈里和弗雷德情绪失常、不适合继续任职，两名警员没有反驳这些证词。他们指定的律师奉命不得反对解职，以免在选举年造成不利的公开影响，因此转而请求从宽处理。法官将两人送入州立精神病院，期限未定。随后，未具名主人公又设想自己监视他们的羁押状况，阻止他们提前获释。这一结局并非对当地警察部门常规程序的客观描述，而是他所构想的行动希望实现的结果，体现了他希望这两名警员受到与他认为他们逃脱的惩罚同样严厉的处置。

叙事作用与张力

当地警察部门也成为主人公私人逆转幻想的素材。在一段情节中，他想象自己把警员训练得像狗一样，让他们服从纪律并在观众面前表演；在其他地方，他则想象自己在法庭上击败弗雷德。这些场景颠倒了警员与被拘留者之间的等级关系，但所借助的仍是主人公谴责的那种强制权力。报复幻想揭示出，他对正义的诉求与支配、羞辱对手的欲望纠缠得何其紧密。

这种张力贯穿全书，塑造了当地警察部门的重要意义。这个机构与拦截、盘问、隔离和拘留的实际权力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即便受害者认出了涉事警员，他们是否会被追究责任仍不确定。面对这种失灵，主人公构建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公共行动，并想象了相应的惩罚。因此，当地警察部门处于制度性不信任与个人怨愤的交汇处——据称发生的滥权行为为这场行动提供了道德语言，而行动日益严厉的惩罚形式则揭示出，追求正义与寻求报复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多么摇摆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