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
教授与疯子本文呈现的维多利亚时代并非一篇概述，而是通过一起经过细致追溯的伦敦案件展现出来——1872年，美国医生威廉·切斯特·迈纳杀害乔治·梅雷特，后来被拘禁于布罗德莫尔精神病院。这起案件的意义，在于本文揭示的种种反差——体面生活的理想与城市贫困之间的反差，公众对枪击暴力的震惊与犯罪本身的暴力之间的反差，以及这一时期关于开明治疗的主张与如同监狱的机构之间的反差。后来的通信与新闻报道也显示，讲述这段历史的人如何重构维多利亚时代的往事，有时甚至与事实不符。
城市生活与阶级
兰贝斯沼泽地被描绘为泰晤士河畔一个贫穷而危险的地区，靠近威斯敏斯特，却被许多体面的伦敦人避开。它的恶名源自街头犯罪和早先发生的暴力事件。然而，这个社区并非只有罪犯或赤贫者居住——低廉的住房也吸引了有固定工作的劳动者。乔治·梅雷特在红狮啤酒厂做司炉工已有八年，便是其中一员。他与伊丽莎·梅雷特及他们的孩子住在当地；这个家庭从乡村劳动转到伦敦，是为了寻求更好的前景，也因为家乡工作机会匮乏。
到1871年冬天，梅雷特家已有六个孩子，伊丽莎还怀着第七个孩子。乔治每周挣二十四先令；房租和供养大家庭的需要，使他们几乎没有余钱以求安稳。本文将这个家庭置于兰贝斯拥挤的公寓生活中，同时也呈现其乡村出身与城市处境之间的距离。乔治和伊丽莎离开家乡前都做过农场劳工。他们的贫困并非无关紧要的背景——这使乔治之死给这个本已收入微薄的家庭带来的后果更加沉重。
案发当天早晨，乔治不到两点便起床，为早班做准备。一位邻居原本约好敲窗叫醒他。他穿好煤场工作服后离家；伊丽莎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正走向贝尔维迪尔路，身处一盏煤气灯下。这些平常的细节将案件置于劳动生活的日常规律之中。本文着重交代他的职业、家庭和离家经过，清楚说明这起受到公众关注的罪案造成的损失，并不止于一名男子的死亡。
暴力与公众恐慌
枪击令伦敦震惊，部分原因是枪支在当地犯罪中并不常见。枪支价格昂贵、笨重而且难以藏匿；使用枪支被视为不同寻常，足以引起公众议论。一篇报纸社论将英国与美国对比，把枪击暴力说成英国所陌生的现象。1872年2月17日清晨，兰贝斯沼泽地响起几声左轮手枪射击声，这种自信受到强烈挑战。
亨利·塔兰特是一名年轻警员，当时在伦敦滑铁卢车站附近值深夜班。他认出枪声，吹哨报警后跑向贝尔维迪尔路。这种反差是本文描绘维多利亚时代城市生活的核心——兰贝斯早已与街头犯罪联系在一起，但枪击仍属罕见。因此，这起罪案不仅扰乱了附近社区，也动摇了人们对英国境内何种暴力现象的既有看法。案件揭示了这样一种形象与现实之间的落差——人们认为英国对枪击并不熟悉，然而枪击暴力却确实发生在英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法律、拘禁与精神病院的意义
本文将刑事精神错乱置于不断变化的惩罚与照护制度之中。议会于1800年承认刑事精神错乱；在此后的几十年间，被判定刑事精神错乱的人可能被送进精神病院，而非普通监狱，并可能一直留在那里，直至君主作出决定。这种安排将治疗与拘禁结合起来——国家一方面试图让被认为具有危险性的人远离公众，另一方面也声称他们能够得到治疗。
布罗德莫尔精神病院在迈纳抵达九年前开办，建造它是因为伯利恒皇家医院已人满为患。它的设计与运作使精神病院和监狱之间的简单区分变得复杂。布罗德莫尔由约书亚·杰布爵士设计，他早先的工程包括戒备森严的监狱；院内设有带栅栏的窗户、气势压人的牢房楼、高耸的围墙和铁尖刺。本文所述的这所机构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严厉与开明并存的特点——它的宗旨包括治疗，但院内人员被称为罪犯和疯子，而其安保措施则清楚表明这里实行拘禁。迈纳被送到那里，反映出当时的制度既将精神疾病视为一种医疗状况，也视为一种公共危险。
那个时期的用语有时会淡化现实。迈纳把自己的地址写作“布罗德莫尔，克劳索恩”时，“精神病院”一词仍可能带有庇护所或避难所的旧有含义。本文将这种定义与该机构实际作为刑事拘禁场所的角色相对照。令人安心的字眼与限制自由的机构之间的差别，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态度中更广泛的矛盾——保护与治疗的语言，与一种旨在将人安全地隔离于社会之外的制度并存。
余波与历史记忆
这起杀人案的后果远远超出了眼前的刑事诉讼。乔治之死使伊丽莎独自面对六个年幼的孩子和即将出生的另一个孩子，而他们原本就生活贫困。伦敦人募集资金帮助这个家庭——美国驻伦敦总领事向美国人发出呼吁，兰贝斯的神职人员组织募捐，还举办业余演出来援助遗孀和孩子们。葬礼被描述为一场规模异常可观的公众仪式。这些援助举措记录了人们对这场丧亲之痛的集体回应，同时也凸显出养家糊口的人死后，这个家庭不得不依赖慈善援助。
后来的讲述也塑造了这段历史。1915年，记者海登·丘奇发表了一篇戏剧化的叙述，讲述詹姆斯·默里与迈纳的初次会面。这个版本影响深远，但书中指出它是经过浪漫化处理的虚构故事。相较之下，默里在1902年写给弗朗西斯·布朗的一封信表明，他大约于1880年或1881年首次联系迈纳，起初以为对方是一名退休医生。默里的记述将两人的会面安排在1891年1月的布罗德莫尔精神病院，比通俗故事所倾向采用的日期早六年。此后两人相识，并在近二十年间定期会面。
这一订正并未抹去后来传奇故事背后的维多利亚时代案件，而是将有记录可证的事件与此后流传的动人故事区分开来。本文强调，不应让迈纳对词典的贡献以及人们后来对其学术成就的着迷，掩盖导致他遭到拘禁的谋杀案，也不应掩盖被这起案件摧毁的普通劳动者家庭。在这里，维多利亚时代通过史料及其后世影响变得清晰可见——兰贝斯的物质压力、拘禁迈纳的机构，以及后来的人们试图从一个引人入胜却并不可靠的故事之下，重建事件真相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