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主义与未来想象

玻璃屋

现代主义与未来愿景在兰道尔现代主义住宅中化为实体;玻璃、开放式平面布局与克制的功能设计,许诺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然而,这栋住宅的历史推翻了人们对进步的轻易信念——一名纳粹军官将其采光充足的室内视为理想的实验室,一名流亡者将其房间记作失落的家园,后来的官员则争论应由儿童治疗还是建筑遗产决定它的用途。这栋建筑的现代主义未来从未尘埃落定;先后入住者不断改造它,而它通透的空间既使其容易遭到挪用,也令人心生惊叹。

现代主义住宅及其愿景

这栋住宅与兰道尔家的婴儿一同成长,却遵循着不同的时间节奏。婴儿的成长由亲密的里程碑标记——双手的抓握、目光的聚焦、第一次微笑、认出莉泽尔、继而认出维克托,以及第一次发笑;而房屋的建造则随着钢梁、浇筑的混凝土和空间的围合而推进。材料与劳动力造成的延误一直持续到夏秋两季。冬天,建筑外壳终于完工,却没有举行任何仪式来纪念这一时刻。全家怀着忐忑走近,发现这栋建筑从外面看像是存放机器或建筑材料的仓库。它作为住宅的未来,必须从内部去发现。

多年后,一名纳粹军官在一本建筑杂志的照片和设计图中认出了这栋建筑。在他看来,兰道尔现代主义住宅是一座低矮、狭长、几乎毫无特色的亭式建筑,其特点正是他所谓的时髦匿名性。它含蓄克制的风格与纳粹党的宏伟、凯旋审美偏好形成对照。这种反差表明,现代主义不仅关乎趣味——这栋建筑拒绝纪念碑式的炫示,本身就已挑战政权的美学,即使它的住户和建筑师尚未被迫离开时也是如此。

在室内,同一种简约设计又被另一种政治视角解读。军官赞赏几乎占据整层楼的宽敞开放式客厅,以及那些让他眼中的理性冷光倾泻而入的巨大窗户。他欢迎波希米亚式的温馨与民间传统的缺席;尽管自己效力于种族国家,却厌恶纳粹党对过去的怀旧。这一幕使他所谓效忠科学与理性未来的立场显得极其讽刺——现代主义空间可以受到一个政权的青睐,而这个政权却把科学语言变成迫害工具。

强加于住宅的未来

在纳粹控制之下,这栋住宅开放式的家庭空间布局被改造成种族分类的基础设施。楼上的房间变成办公室,厨房则改作实验室;地下室为X光机做好准备,原有的一间房被改成摄影暗房。窗帘将玻璃空间隔开。在缟玛瑙墙前,磅秤、身高测量架、卡尺,以及配有悬挂式钢尺、形似牙科椅的座椅,组成一套测量人体的安排。用餐区变成摄影棚,帷幕和灯光围绕着弧形马卡萨乌木饰面布置,一台禄来福来克斯相机架在三脚架上。只有博森多夫钢琴仍留在原处,醒目地提醒人们这里曾是一个家庭。

改建还带来了处理档案的机器。德国霍勒里斯打孔机公司制造的大型黑色钢制和电木设备被卸进车库;这里过去停放着这个家庭的两辆汽车。一台看起来像轧布机;另一台体积庞大,配有超大的键盘,看起来几乎像一台印刷机。士兵把在维也纳搜集来的档案箱搬了进来。住宅的通透与功能效率,曾经与现代家庭生活联系在一起,如今却服务于文书与官僚机构。开放的房间并未阻止强迫行为,反而为其腾出了空间。

军官称研究人员为先驱,敦促他们首先把自己视为科学家,并将他们的工作描述为与日益推进的德国军队并行不悖的知识进步。他的言辞把科学发现与领土征服结合起来。由此,建筑的现代主义未来形象遭到挪用——理性设计与新知识的语言成了种族意识形态的掩护,而房间与仪器则让这种意识形态得以付诸实践。

流亡、记忆与彼此竞争的未来

对莉泽尔来说,即使全家离开之后,这栋住宅仍以她可以在记忆中重建的形态存在。她想象自己走上露台,拾起孩子们的玩具,走进奥蒂莉和马丁的房间,并看见浴室瓷砖上那一列橡皮鸭——它们跟在母鸭后面,朝浴缸走去。在玻璃空间里,她记得下楼的路线——走十二级台阶到转弯处,再走九级——随后空间在她周围展开。她记忆中的精确路线抵抗着流亡带来的抽象感——这不只是一处失去的财产,而是一连串与家庭生活和幸福紧密相连的房间。

她与赖纳·冯·阿布特的交谈,显露出他的笃定与她的迷惘之间的距离。维克托声称自己在哪里都能安身,而莉泽尔说她想念家和朋友,也不觉得自己属于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他们移居美国的前景受到两方面限制——当地没有工作和亲属,以及移民配额;经由古巴前往的建议也没有提供令人安心的替代方案。赖纳一度提议她离开维克托,和他一起去美国,但这个念头最终在两人的笑声中消散。这番交谈没有把逃离变成一个确定的新未来,而是让她的失所状态悬而未决。

午餐时,莉泽尔、赖纳和维克托把这个家的记忆当作共同话题,卡塔琳则和孩子们坐在桌子的另一端。莉泽尔想知道这个地方是否曾在她的想象之外真实存在,赖纳回答说,他建造它是为了让她幸福。她接着问,如今这栋住宅又是要让谁幸福——苏黎世的银行和美国的大学吗?这番话呈现出它的后续命运——建筑和建筑师都被转向遥远的机构。她提议拆掉现有的住宅,让赖纳再造一栋玻璃屋;这既寄托着重新获得幸福的渴望,也承认单靠建筑无法重现那种赋予第一栋住宅意义的失落生活。

前往美国的日子临近时,维克托把移民描述为摆脱欧洲的记忆与冲突,并坚持认为未来仍在。莉泽尔反驳说,记忆或许是他们仅存之物,并指出占领者将他们的旧住宅用于人类学和种族研究,这就是那个未来。这场分歧把住宅变成了有关历史走向的争论——维克托渴望彻底割断过去,而莉泽尔看见,新秩序的暴力早已进驻他们留下的现代空间。

公共用途与保护政治

在较晚的时期,兰道尔现代主义住宅被用作儿童理疗馆。托马什称它为玻璃空间;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充满光线、静谧安宁的地方,与建筑所处的时期或风格无关。他使用的捷克语中,“空间”一词也可以指安宁、宁静或静谧;在他的用法里,建筑的名称兼有这两层意思。下班后,他可以在那里陪伴兹登卡,有时也会看她上舞蹈课。因此,理疗馆不只是被保存下来的建筑遗产——它的房间容纳着治疗、工作和私人情感联系,其中还包括未经官方授权、却因部分舞者是纳粹党官员的子女而获准存在的用途。

当这栋建筑因现代主义杰作的名声受到关注时,这种实际使用便引发争议。一篇报纸文章称兰道尔现代主义住宅是建筑瑰宝,却质疑它被用作儿童体操馆是否合适,同时也承认,为生病的孩子提供良好的治疗条件十分重要。文章指出,它位于布莱克菲尔德区、卢然基公园上方,出自赖纳·冯·阿布特之手,并且是他于一九三八年逃往美国之前在欧洲建造的最后一栋建筑。文章着重描述面积达二百三十平方米的客厅、两面玻璃墙,以及越过城市眺望什皮拉斯城堡的视野,也提到镀铬立柱、缟玛瑙隔墙和奶油色亚麻油地板。

文章还记载了此处发生的诸多变化。特别设计的家具已经不见,尽管摩拉维亚博物馆仍保存着一些范例。战争期间,一次炸弹爆炸摧毁了原有的整片玻璃窗,后来换成了较小的窗格;据称,原来的下降装置仍能运作,过去它可以让两扇窗框降入地下室。因此,这栋建筑既不是未经触动地留存下来,也没有得到彻底修复。它的建筑材料记录着战争破坏、改动和物件的选择性回归;与此同时,保护倡议者设想把住宅改成一座向公众开放的博物馆。

拟议中的修复又引发另一场争论——究竟由谁来界定这栋建筑的价值。对看守人约瑟夫·拉尼克的叙述,将他描绘成一位在战争期间以及移交给苏军时守护住宅的人;而他后来担任地方纳粹党官员的身份,则使建筑保护与支配其公共用途的政治秩序联系起来。莉泽尔返回时,玻璃空间里挤满了访客,她觉得自己被困在一个从未令她感到压迫的空间里。一场演说仍在谈论住宅在欧洲建筑史上的地位,汉娜则领着她走向露台。两相对照格外鲜明——这里曾是莉泽尔记忆中的私人家园,后来又被用于治疗,如今却成了公共场所,官方的遗产话语可以压过与它有切身生活关联的人。

住宅在原定未来之后

到一九九〇年,这栋住宅被描述为凝固在时空中,几乎像一块化石。维修做得很差;一些原有家具从摩拉维亚博物馆取回,大致放回原来的位置,而更新过的浴室设备却遭到损毁。玻璃空间里替换上去的小窗格被拆除,整片玻璃恢复原状,使这个空间重新展现出通透清朗的壮丽。访客三五成群地到来,起初大多来自兄弟般的苏联国家,后来则有对赖纳·冯·阿布特和现代主义感兴趣的游客或建筑系学生。修复找回了视觉上的理想,却无法复原这个家庭的生活,也无法抹去这栋建筑被先后占用的历史。

玛丽·德尔马从巴黎来访时,这栋建筑并非作为抽象纪念碑呈现在她面前,而是经由认出它而与她相连。一本现代建筑书籍中的照片吸引她前来,照片说明写着《兰道尔别墅,南立面》。在室内,一名服务员解释说,这个家庭于一九三八年离开了住宅,如今住宅归城市所有,作为博物馆使用。然而,叙事并不认同服务员的定义——这栋住宅并不只是博物馆。缟玛瑙墙后传来钢琴声,琴弦的和弦仿佛聚拢并回荡着孩子们的喧闹声与成年人哭泣的声音。因此,现代主义的遗产既不是封存起来的一种风格,也没有稳定不变的公共含义。这栋住宅仍通过彼此冲突的记忆、用途与人类历史而充满生气,而它简洁的线条无法容纳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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