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凯介入西蒙的自杀危机
疼痛难免亚当·凯介入西蒙的自杀危机,起初并非发生在诊所,而是在一个宁静的夜班期间,地点是脸书。西蒙的一则告别帖促使几乎不认识他的亚当·凯主动联系他;两小时的电话交谈结束时,西蒙答应去母亲家,并预约第二天看全科医生。这次相遇后来发展成持续不断的非正式求助热线,展现了医生助人之心如何延伸到病房之外,同时也让亚当·凯担忧自己所能提供帮助的限度。
帖子与最初的回应
2006年4月3日,星期一,亚当·凯的夜班异常清静。他抽出一部分时间浏览脸书个人资料,起初仍是那种干巴巴、自我嘲讽的心态——查看前任是否因为没有自己而过得不开心。随后,他看到了一则西蒙发的帖子。西蒙是亚当·凯一位中学朋友的弟弟。帖子中的告别措辞——“大家再见。我受够了。”——让亚当·凯无法忽视眼前可能存在的紧迫危险。
亚当·凯想到,星期一凌晨两点,自己或许是唯一看到这则帖子的人。尽管他不太了解西蒙,还是发去私信,询问他是否安好。他告诉西蒙自己还醒着,表明自己是医生,并把手机号码给了他。他的回应直接而私人——他没有把消息转交给别人,也没有等待他人采取行动,而是让西蒙能够联系到自己。
西蒙打来电话。他喝醉了,哭个不停,并解释说自己和女朋友刚刚分手。分手是这场危机发生的直接背景,但叙述并未声称亚当·凯了解西蒙痛苦的全部程度,或能凭借专业技能评估他的状况。亚当·凯承认自己在这一领域所受的训练少之又少。他能依靠的,是西蒙信任自己、愿意开口交谈这一事实。
两小时的交谈与切实可行的下一步
这通电话持续了两小时。挂断电话时,西蒙已经答应乘出租车去母亲家,并在早上去看全科医生。这些具体安排让谈话不止于安慰,也有了明确方向——西蒙不会独自待在家里,第二天的计划中也包括寻求专业帮助。叙述没有把这件事描述成正式干预,也没有暗示亚当·凯提供了治疗;它记下的是一场帮助西蒙采取这些当下行动的交谈。
亚当·凯形容自己感受到了医疗急症过后那股亢奋。他很疲惫,却心情不错,并相信自己做了件好事。这次经历在夜班的日常工作中格外突出——他觉得自己那晚对西蒙的影响,可能比对任何一位患者都大。这种对比赋予了这一事件特殊的力量。在社交网站上私下看到的一条消息,引出了一场危机中的交谈;对亚当·凯而言,这场交谈的重要性似乎比周围的临床工作更为迫切。
那一夜并未随着这通电话结束。凌晨五点,亚当·凯接到病房打来的电话,前去查看一位长着轻微皮疹的孕妇。她以为他此时会比上午晚些时候清闲。这段短暂回归日常工作的情节,把这场情绪浓烈的交谈放在夜班各项工作要求的旁边——刚刚花了两小时倾听西蒙的医生,仍得回应病房里患者的需要。
从一通电话到反复出现的求助热线
到2006年10月7日,星期六,亚当·凯说自己已经做了西蒙六个月的心理健康求助热线。从最初那则脸书帖子之后,只要西蒙开始担忧,亚当·凯就告诉他随时可以打电话,而西蒙也确实会打来。亚当·凯还一再催促他继续去看全科医生,但西蒙似乎没有照做。因此,这种支持虽然反复持续,却并未取代亚当·凯建议他寻求的专业照护。
这种安排也带来了压力。亚当·凯不知道电话何时会响起、传来坏消息,而这种不确定感让他觉得自己仿佛还在上班。他明白,如果由一个不必上网搜索该对想死的人说些什么的人来帮助西蒙,西蒙本可以得到更好的照护。尽管如此,亚当·凯仍认为和自己交谈总比什么也没有好,也庆幸西蒙还活着。一个未接来电就可能让他惊慌——他害怕如果回电太迟,西蒙可能已经自杀身亡,也疑惑那是否会让自己负有责任。这些日记内容展现了随时待命的承诺背后所承载的重担。
那天晚上,亚当·凯和西蒙再次交谈。亚当·凯倾听他诉说,并告诉他,这种感受终会过去。他们的谈话似乎一再重复相同的模式,但重复并不意味着它毫无意义——亚当·凯明白,西蒙想知道有人在乎他。他的反思指出,帮助并非来自某个一锤定音的解决办法,而在于持续倾听并作出回应。危机由此发展成持续的支持关系,尽管亚当·凯无法确保西蒙遵从每一项建议,也无法承诺他会长久康复。
非正式照护及其局限
在这件事中,亚当·凯既以医生的身份行动,也是一个通过中学友谊与西蒙有所关联的人。他第一次联系西蒙时提到了自己的医生身份,却坦率承认自己缺少相关训练。他提供手机号码并愿意倾听,为即时的人际联系打开了一条途径;他催促西蒙寻求的专业帮助仍然是全科医生。叙述保留了这种张力,并未把亚当·凯描述成受过训练的危机干预专家,也没有把他描绘成解决西蒙痛苦的完整办法。
在书的其他部分,亚当·凯描述了一场2010年12月灾难性分娩及产妇大出血——婴儿死亡,母亲失血十二升;患者被转入重症监护后,他哭了起来。他后来表示,自己第二天就回去上班,因害怕另一场悲剧而改变了临床决策,医院本应为他提供帮助。他指出,一种沉默文化使需要支持的人得不到帮助。后来的这段叙述与西蒙的危机并非同一件事,却让书中的一种对照更加鲜明——亚当·凯能够为西蒙提供简单而直接的陪伴,而他在遭遇创伤之后,工作场所却没有给予他这种陪伴。这两个事件并不能互相化解;它们共同展现了主动伸出援手对个人的重要意义,也揭示了在需要持续支持时,依赖非正式照护所带来的脆弱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