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子女的父母:shakul

蜂鸟

失去子女的父母——Shakul是小说对父母丧亲状态的称呼;马可·卡雷拉得知女儿阿黛尔去世时,小说引入了这个词。它为一种几乎难以言表的丧失命名,同时,叙事也通过呈现父母痛苦的责任感,令“失去”子女这一说法变得复杂。马可的悲痛并非孤立呈现——它源自家庭破裂的历史,并与他继续照料阿黛尔的女儿米拉伊金紧密相连。

含义与词汇

小说将Shakul作为一个希伯来语词引入,称其源自意为“失去孩子”的动词。小说把这个词与阿拉伯语中的Thaakil及梵语中的Vilomah并列,并解释说后者意为违背自然秩序。小说还提到现代希腊语中的Charokammenos,指因哀悼而受创的人,尤其用于指失去子女的父母。这些词语的汇集既呈现了父母丧亲之痛的独特性质,也体现出难以用一致的方式为其命名。

这些词语不只是给悲伤贴上标签。它们让人看见哀痛中的一种特殊处境——父母活了下来,孩子却先离世;他们必须继续生活在一个原本预期的秩序已然颠倒的世界里。小说在同一段落中引入多种语言,借此将这种经历描绘为广受认知,却无法被简化成某个单一的对应词或解释。

马可的丧亲之痛

一个秋日的星期天下午,马可接到他一直担心会到来的电话,这一概念随之变得切近。阿黛尔已经去世,这个消息让他感到自己的生命再次被掏空。叙述者称,他听到消息几秒钟后便成了Shakul、Thaakil、Vilomah和Charokammenos。这些称谓接连出现,使命名本身成为事件的一部分——马可进入这些词语所描述的境况时,词语也随之到来。

小说将这次丧失与马可早年的经历联系起来。他早已觉得自己因姐姐艾琳·卡雷拉的去世而遭受命运的标记;阿黛尔的死加深了他觉得自己被不幸选中的感受。早些时候,阿黛尔约三岁时出现的、与线有关的感知异常,使父女二人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马可曾短暂地意识到,那根线通过一种排他的纽带将阿黛尔与他相连,也连着她害怕失去他的恐惧,但他随即压下了这个念头。因此,早年对失去的恐惧笼罩着后来的丧亲之痛,却并未被叙述转化为对阿黛尔之死的预言或解释。

责任与失去的语言

小说区分了死亡这一事实与父母主观上觉得自己失去了孩子的感受。在日常说法中,第一人称声称某人已经失去,听起来可能并不恰当——逝者已经去世,而幸存者仍然活着。然而,当孩子去世时,这种语言却呈现出令人痛苦的逻辑,因为父母可能会觉得自己有责任,认为自己未能阻止、预见或避免这场死亡。因此,“我失去了女儿”这一说法在语法上带有自责,即使文中并未认定父母造成了死亡。

这种张力将马可的丧亲之痛与小说反复提出的父母保护子女这一问题联系起来。那根线最初出现在阿黛尔童年时期,是她对背后一种不可见连接的描述;后来,在父母开始理解她时,它消失了;当家庭生活再次变得不安全、不稳定时,它又重新出现。事后,马可将这根线理解为阿黛尔应对困顿家庭生活的方式之一。小说并未将这段经历等同于她死亡的原因,而是呈现父母事后形成的理解,如何加重那份负担——曾经有些事,他们无法保护或改变。

在照护中继续生活

马可被称为Shakul,并不意味着叙事在丧失发生的那一刻便告终。消息传来时,阿黛尔年幼的女儿米拉伊金正睡着,头靠在马可膝上。她醒来后对他微笑;叙述将她的存在呈现为他坚持下去的理由。她仍然活着,意味着马可肩负着延续至今的责任,即使悲痛让继续生活显得几乎不可能。

阿黛尔去世后,马可承担起照料米拉伊金的责任,而此前一直是阿黛尔照料她。家庭早先的不稳定历史——包括玛丽娜的疾病、分离,以及阿黛尔努力寻求稳定的经历——构成了这份照护传承的背景。因此,丧亲改变了马可的角色,却没有消除他的悲痛——他仍是一位失去孩子的父亲,同时也成为必须为她留下的孩子提供稳定生活的监护人。

家庭破裂与后续影响

小说也展现了悲剧如何改变幸存者之间的关系。阿黛尔去世后,马可的医生兼朋友卡拉多里,在上巴伐利亚的诊所里将这一消息告诉玛丽娜;玛丽娜曾是他的病人,也是阿黛尔的母亲。这次会面让玛丽娜与马可在分开后重建信任。他们开始再次以米拉伊金的名义彼此往来,马可也带着孩子和格蕾塔去诊所探望玛丽娜。

卡拉多里对家庭悲剧的阐释为这种变化提供了一种理解框架——灾难可能使原本团结的家庭分崩离析,但如果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早已破裂,灾难也可能使幸存者重新走到一起。小说将这种影响比作石子投入水中——动荡能扰乱平静的水面,而在原本已经动荡的水中,却可能带来平静。Shakul仍然是个体丧失的名称,但它所造成的影响会在家庭关系中扩散,重塑留下来的人之间的照护、联系与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