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挨了讽刺,我尤其如此
钦差大臣“人人都挨了讽刺,我尤其如此”据称是沙皇对《钦差大臣》于1836年4月首演的回应。这句话凝练地概括了这部喜剧的核心悖论——一部嘲笑市镇官员的戏剧,竟能被君主当作笑谈接受,同时,它对官僚腐败的抨击又超越了小镇,指向国家最高层的臣仆。
首演时的这句话
尼古拉一世时期,严格的审查制度使这部喜剧很难获准上演。果戈理的朋友茹科夫斯基促成沙皇亲自出面干预,沙皇也在1836年4月出席了首场演出。据说,他一边大笑一边鼓掌,随后说道:“人人都挨了讽刺,我尤其如此。”这番话中的限定语很重要——据称,这一回应将统治者也置于受到讽刺触及的人群之中,而非把他塑造成置身事外的观众;不过,这一说法并未确切说明他把自己包括在内究竟意指什么。
这句话既属于该剧的舞台演出史,也属于它的接受史。它指向这样一个公共场合——喜剧的讽刺对象与观众短暂地交汇在一起——这位曾帮助促成演出的君主,据称也通过自己的话表明,他意识到了讽刺所及的范围。
“人人”看见了什么
这部喜剧直接嘲笑的对象,是一座典型俄罗斯市镇里的官员。剧情围绕他们的误认展开——他们误以为一位从圣彼得堡来的访客克列斯塔科夫,是一名奉有秘密指令、微服出巡的钦差。这一设定使官员们自己的行为成为指控他们的证据——他们害怕受到审查,是因为腐败与滥权早已渗入他们试图维护的行政体系。
访客的处境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滑稽错位。克列斯塔科夫正前往萨拉托夫省,已在旅店滞留第二周而未离开,而且一直赊账享用服务,并未付款。市长找他对质时,克列斯塔科夫起初说话结结巴巴,还说家里会寄钱来。然而,官员们把自己的焦虑投射到他身上,将他当作权势显赫的审查官。眼前可见的窘迫处境与他们想象中的权威形成鲜明对比,由此产生了戏剧反讽。
随着克列斯塔科夫越吹越起劲,官员们的恐惧也随之加深。他讲起一个价值七百卢布的西瓜、一碗据称由汽船从巴黎送来的汤,还说自己与外国大使和外交大臣打牌。他还声称,寄给他的信件上都写着“阁下”,并讲述了这样一件事——据说三万五千名信使挤满街道后,有人请他接管一个部门。市长和其他官员敬畏地站起身来,随后随着克列斯塔科夫越说越激动而战战兢兢。他们的反应使这句话中的“人人”变得具体可见——假钦差的表演之所以得以维持,是因为观众急于相信自己所畏惧的官阶与权势。
超越小镇的讽刺
这部戏剧的社会力量,源于它的讽刺对象所具有的广泛范围。它以现实主义形式直接呈现市镇官员,作为受嘲笑的对象;而对他们腐败行为的描写,则间接指向王室更高层臣仆中同样存在的贪腐。有关这部喜剧的介绍称,它以幽默为掩护,抨击作为政府工具的官场。沙皇据称说出的那句话,与这种双重设计相呼应——小镇是直接发生故事的地方,但笑谈并未止步于小镇边界。
这句话也与官员们对官阶的设想形成对照。在剧中,权威被视为值得畏惧和仿效之物;听完克列斯塔科夫的吹嘘后,市长甚至设想,靠近大臣与宫廷或许能使自己晋升为将军。官员们轻易地把一个负债的访客错认成权势显赫的钦差,表明身份焦虑如何使他们的错误成为可能。他们并非只是受克列斯塔科夫蒙骗;他们还把自己相信他必然拥有的重要地位,强加在他身上。
争议与这句笑谈的后续影响
宫廷据称表现出的好笑并未平息这部喜剧引发的反响。俄罗斯官方人士及其支持者愤然以对。布尔加林带头发起抨击,批评者称该剧缺乏原创性、情节不可信、粗野、庸俗、没有情节,并依赖陈腐的轶事;他们还指责剧中的小镇里没有一个诚实的人。这些批评反映了作品群像式描写的力量——讽刺并未局限于某一个腐败官员,而是牵连了整个地方行政机构。
果戈理因这场风波而苦恼。圣彼得堡首演四天后,他写信给谢普金,说自己厌倦了这部戏和这场喧闹;人们一边辱骂他,一边去看戏,而且第四场演出的门票已经买不到。据记载,他逃到俄罗斯境外,以避开敌视他的人。与此同时,包括普希金和别林斯基在内的文学界重要人物支持他。因此,这句话留存于一段反响分歧的历史中——首演时的笑声与掌声、猛烈的敌意批评、座无虚席的演出,以及有影响力的文学界人士的支持。
带有严肃锋芒的笑声
果戈理本人的解释,赋予了这部喜剧的笑声以道德和政治分量。他说,普希金使他开始认真对待写作;他决心把自己在俄罗斯所知的不公汇集成堆,并对它们加以嘲笑。他也承认,读者能透过笑声感受到深切的悲伤,而这种笑声已不再像他早期作品中那样轻松自在。首演时据称说出的那句话,与这番解释相映照——笑声并未抵消对现实的谴责,而是与之并存。
导言将《钦差大臣》视为俄罗斯文学的转折点,因为它挑战了公认的戏剧惯例,同时揭露政府官员的腐败。导言还称,这部戏剧帮助确立了一种传统,后来重要作家承续了这一传统;这一说法将那句话置于喜剧表现范围发生更大变化的背景之中。因此,“人人都挨了讽刺,我尤其如此”所表达的不只是机智的回应——它概括了一部令人不安的喜剧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它的讽刺对象甚至能在发笑时认出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