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oline Burkett无法释怀Andrew的死亡

骗我一次

卡罗琳·伯克特对哥哥安德鲁·伯克特的哀痛始终未能平息,因为她只是听说了他的死讯,却从未亲眼见过他的遗体。她知道安德鲁·伯克特已经死了,但遗体缺席,为他或许仍然活着的梦境留下了空间,也让她难以接受这场丧失已成定局。她向玛雅·斯特恩解释这段经历时,也说出了自己为何要求看乔·伯克特的遗体——安德鲁·伯克特去世时,她没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因此不希望同样的不确定性影响另一场丧亲之痛。

丧失及其不确定性

安德鲁·伯克特之死与从船上落水有关,而乔·伯克特知道、后来也向玛雅·斯特恩揭露的真相是,安德鲁·伯克特跳海自杀了。卡罗琳·伯克特描述了世人所相信的说法与实际发生之事之间令人痛苦的落差。她的话表明,这场死亡不仅是家庭悲剧——它也揭示了,即便死亡经过可以查明,人们在情感上仍可能难以理解其真实性。

兄弟俩亲密的关系加深了这份丧失。安德鲁·伯克特和乔·伯克特曾就读于富兰克林·比德尔学院,住在同一间宿舍,是同一支足球队的队友;尽管家中有一栋宽敞的大房子,他们还是选择同住一间卧室。卡罗琳·伯克特哀悼的不只是一个英年早逝的兄弟,也是一个日常生活与乔·伯克特紧密交织的人。她对这段兄弟情谊的回忆,让后来的缺席格外沉重,却并未使这一切更容易理解。

卡罗琳·伯克特说,安德鲁·伯克特去世时她还年轻,有人告诉她遗体已经寻获,但没有让她看遗体。葬礼采用封棺仪式,因此她只听闻了死亡经过,却未曾亲眼见到任何能让她自行确认事发情况的东西。她并未声称自己掌握安德鲁·伯克特仍然活着的证据;她描述的是,遗体缺席让她无法在想象中排除这种可能。

没有终点的梦境

卡罗琳·伯克特的叙述在已知与不确定之间转换。她知道安德鲁·伯克特已经死了,也将他的死描述为一场意外,却又说,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她并不知道。这种区别并非对他的命运提出新的事实主张,而是表达了接受一则消息与真切感受到丧失已不可逆转之间的差别。

她反复出现的白日梦,为这种未解状态勾勒出具体的模样。在梦中,安德鲁·伯克特活着,站在足球门前,微笑着扑救。有时她会想象,他从落水中幸存下来,游到了远处,在一座岛上生活;在那个想象中的未来,终有一天她会再见到他,一切都会好起来。安德鲁·伯克特踢足球的熟悉身影让梦境显得亲切,而想象中的岛屿则让重逢的希望变得遥不可及。卡罗琳·伯克特知道这些景象只是梦,但这份清醒并未消除它们对她的情感牵引。

因此,遗体缺席不仅意味着少了一项信息。对卡罗琳·伯克特而言,缺少的是那场或许能让安德鲁·伯克特之死对她而言无可否认的亲眼相见。她的感悟呼应了玛雅·斯特恩亲身熟悉的军中坚持——士兵阵亡后,他们的遗体会被送回家,因为留下的人需要亲眼见到逝者。玛雅·斯特恩回答说,士兵绝不丢下任何人;卡罗琳·伯克特则将问题引向生者的需要——他们需要遗体,也需要获得慰藉与了结的可能。她们的对话将集体责任与个人哀痛并置,说明即使已经无力为死者做任何事,遗体能否寻获对其家人仍可能至关重要。

乔·伯克特的遗体与重现的丧失

卡罗琳·伯克特将安德鲁·伯克特未获解决的死亡之痛,直接与乔·伯克特之死联系起来。她说,自己从未见过安德鲁·伯克特的遗体,因此知道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她要求看乔·伯克特的遗体,也恳求别人准许她这么做。她说,即便他看起来伤势严重,她也不会在意;见到他甚至可能有助于她接受他确实已经离世。

这项请求是对早年某种具体缺失的回应,而非对仪式本身的抽象渴望。面对安德鲁·伯克特的封棺葬礼时,卡罗琳·伯克特还是个年轻女子;如今,她试图为自己争取当时未能得到的确认。但她的请求遭到拒绝——她同样没能见到乔·伯克特。第二次被拒绝重现了第一次丧失的关键情形,让她仍未获得自己寻求的亲眼确认,也使了结变成被剥夺的东西,而非得以实现的结果。

未竟哀痛的意义

卡罗琳·伯克特的叙述区分了能够说清的事情与情感上得以释怀的事情。安德鲁·伯克特之死并未被描绘成一桩等待卡罗琳·伯克特调查的悬案;她的哀痛之所以沉重,恰恰是因为得知据称发生的结果,并未终止她对确认的需要。她对其他可能性的想象,与她承认安德鲁·伯克特已经死亡的事实并存;这并非因为她将那些想象当作证据,而是因为遗体缺席,使她始终无法得到自己认为能够弥合这一空缺的亲眼相见。

她与玛雅·斯特恩的谈话,也让遗体在本书对丧失的整体描写中占有一席之地。卡罗琳·伯克特指出,死者已无法得到帮助,但生者或许需要亲眼见到他们。她的经历解释了她为何想亲眼看看乔·伯克特,也解释了为何遭到拒绝如此重要——丧亲不仅意味着有人死去,也意味着艰难地让缺席成为现实。安德鲁·伯克特仍活在卡罗琳·伯克特脑海中那幅反复出现的足球门前身影里,也活在她从他的封棺葬礼后一直带着的疑问中。她的哀痛之所以未能平息,是因为对他的死讯的认知,始终无法在她心中等同于亲眼见证他已不在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