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世界尽头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构成了一个历史框架,小说借此将政治变迁、家族研究与支撑战时工业的劳动联系起来。对谢伊来说,最初的问题是他的亲属是否参战;通过奥利的研究,探寻转向了另一种参与方式,聚焦于男人离家期间在桑德兰造船厂工作的女人。

历史变迁的框架

早些时候,在一次关于普鲁士的谈话中,这场战争有助于展现二十世纪变迁的规模。奥利解释说,纳粹在1934年停止使用“普鲁士人”这一称谓,而普鲁士则于1947年被彻底废除。谢伊问,这次废除是否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利确认了这一时间顺序。这段对话将战争置于纳粹时期与普鲁士战后消失之间,把它作为更广泛政治身份叙述中的分界,而非一个孤立的军事事件。

这段对话也植根于奥利的研究方式。他来到贝尔法斯特研读一本内容翔实的书,并在确定不想冒险弄丢自己最喜欢的铅笔后,用一把茶匙夹住相关书页。这个临时书签让历史探究成为场景日常物质生活的一部分——手边有什么就可以用什么夹住书页,而过去本身则通过记录与讲述得以重构。

家族研究与问题的转变

后来,奥利告诉谢伊,他一直在寻找曾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亲属,期间发现了一个打算介绍给谢伊的人。谢伊立刻问那人是不是士兵。奥利回答不是。这一纠正拓宽了探寻的含义——奥利找到的证据并不符合人们最初熟悉的衡量战时参与的标准——服兵役。

叙述随后沿着这条不同的线索,转向乔伊斯·金的家庭和桑德兰的造船业。故事聚焦于乔伊斯·金的丈夫——他年纪足以避过最初几轮征兵,但在1940年还是出海了。那时,桑德兰的男性造船工人已有许多人离开。叙述从家族记录转入工业史,令战时问题变得更加具体——留下来的人是谁,他们要承担什么工作,城镇又需要他们做什么?

桑德兰的后方劳动

1939年战争爆发,船只需求激增,而此时桑德兰的男性造船工人已经大量离开。女人挺身而出,承担工作以满足需求。奥利为谢伊翻页,谢伊看到一张造船厂女人的跨页照片,并对她们的人数之多作出反应。这张照片让叙述有了看得见的人物主体——不是抽象的后方,而是一支规模庞大的劳动力队伍,承担着重要的工业劳动。

她们的工作不止是建造新船。她们还修理已经在德国潜艇袭击中受损的军舰和商船。奥利记得1941年的造船吨位数据,但找不到了。这个缺失的数据使对话无法量化生产规模;尽管如此,叙述仍指出了工作的范围及其与战争需求的联系。女人的劳动并非无关紧要的辅助工作,而是对劳动力流失和船只建造、维修需求的回应。

参与的意义

这段历史经历改变了谢伊原先提问的方式,但并未声称奥利发现的那个人是士兵。对话从寻找参战亲属,转向思考一名女性在这样一个行业中的位置——征兵、战时需求和航运受损都改变了这个行业。在这个叙述中,参与并不局限于前线服役——造船和维修也是战争人类史的一部分。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将小说中的家族探寻与更广泛的消失和替代模式联系起来。男人离开桑德兰服兵役;女人进入造船厂,承担建造和维修工作。从奥利在档案中的发现到那张照片,再从照片转向实际劳动,这一过程让历史知识修正问题,而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名字。这场战争既是政治变迁的标志,也是一股重组日常劳动的力量,使此前被忽视的劳动得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