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埃尔诺1964年的秘密堕胎

安妮·埃尔诺1964年的秘密堕胎始于一次她既无法接受、也无法通过常规医疗安全终止的怀孕。1963至1964年间，23岁的她还是鲁昂的一名学生，遭遇了医生的迟疑、法律禁令，以及女性婚前怀孕所背负的污名。最终，堕胎在巴黎一间私人公寓里进行，安排此事的是一些女性，她们分享了无法从官方渠道获得的实用知识。事后出现了医疗急症，她也因此住院；此后对这段经历的回述，则记录了法律、阶级、身体经验和女性互助如何共同塑造她能够做出的选择。

怀孕与寻求帮助

1963年10月，安妮·杜申在鲁昂等待月经来潮时，开始每天在日记里写下“一无所获”几个字。此前不久，她与P发生过性关系；P是一名政治学学生，两人夏天相识。当时，她认为奥吉诺避孕法将那段时间归为风险期。月经迟迟未至，起初在她看来只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可能性，而非她能够想象的未来。11月8日，N医生确认她怀孕。他开了旨在促使她恢复月经的针剂，尽管看起来并不相信针剂会有效；当他赞同“爱情结晶”时，他的安慰反而加深了她的苦恼。一名大学护士给她打了两针，但她的状况没有改变。N医生开具的证明将预产期定为1964年7月8日。安妮·杜申把证明撕了。

她坚决不愿继续怀孕，但寻求帮助并不容易。堕胎禁令使风险不只落在患者身上——医生可能面临罚款、监禁和行医资格被吊销。安妮·杜申后来意识到，医生的沉默与闪烁其词让女性独自承受法律造成的后果，却几乎没有为她们提供可靠指引。她曾求助的一名医生确认了怀孕，却不愿帮助她终止妊娠。他开给她的药，她后来才知道是用于防止流产的。她的求助与实际得到的治疗之间存在落差，这暴露出医疗权威可能无法满足她明确提出的需求。

这些障碍也来自社会层面。安妮·杜申通过自己的工人阶级出身理解这次怀孕——她是家中第一个接受高等教育的人，但教育并未消除她与贫困联系在一起的不安全感和污名。她把怀孕视为社会失败的标记，而不仅仅是一场个人危机。在家里，她向父母隐瞒自己的状况，维持着熟悉的日常——周末照常探望父母，表现得开朗，并在父母家与住处之间往返搬运衣物和生活用品。沉默早已是她与家人关系的一部分；法律又加重了维持沉默的必要。

女性知识与巴黎的安排

第一次没能找到愿意帮忙的医生后，安妮·杜申愈发做好准备，打算在没有医疗协助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她把两根蓝色长织针带回家；这些织针原本是她买来织开襟毛衣的。她试着用织针，但没有成功。随后她给N医生打电话，说自己不打算继续怀孕，而且已经伤害了自己。她所说的伤害并非事实，但她希望医生明白自己会坚持下去。N医生检查了她，并开了手术前后使用的青霉素，却不肯透露她要去哪里，也不肯亲自为她堕胎。他的回应提供了有限的保障，却把最关键的事留给了其他人。

后来，LB为她带来了求助的途径。圣诞节前不久，LB来看她；此前让·T告诉LB，安妮·杜申需要帮助。LB给了她P-R夫人的地址。P-R夫人是一名在诊所工作的中年护理员，住在巴黎第十七区。她介绍了一种使用探针的手术，也讲述了自己曾在堕胎后患上败血症。这番话并未使安排变得安全，却为安妮·杜申提供了实用信息、一个联系人，以及减少部分风险的方法——LB建议她向全科医生索取抗生素。安妮·杜申已经有青霉素。LB还提出借给她四百法郎，那是P-R夫人收取的费用。

1月8日，安妮·杜申前往巴黎与P-R夫人见面并敲定安排。为了省下火车票钱，她搭便车前往，随后转乘地铁。她得到的地址写的是“卡迪内通道”而不是“卡迪内小巷”，这个细微的更正让她感到安心。P-R夫人住在一栋老楼的三层。见面时，她询问安妮·杜申上次月经的日期，说明手术方式和费用，并把约定安排在下周三，因为那时她可以从自己工作的医院带来窥器。她就事论事的态度没有道德审视，也没有追问情绪。对安妮·杜申而言，在周遭的秘密气氛中，这种专注于要紧事项的做法令人宽慰。

手术及其直接后果

约定的日子临近时，恐惧越来越占据安妮·杜申的思绪。她告诉其他学生，自己担心要切除一颗很大的痣，以这项无害的手术掩饰那件她无法说出口的事。1月15日，她一早前往巴黎，在附近等候，先到教堂祈祷，再去了咖啡馆。抵达P-R夫人的公寓时，准备工作已经开始。P-R夫人一边操作一边说话，并强调只会单独使用探针。她还讲起一名女性最近的死讯——一名不称职的堕胎者曾对她使用漂白剂。这番警告是为了让安妮·杜申相信对方正在谨慎处理，但也清楚表明了当时情形的危险。

手术很痛，P-R夫人催促她让操作继续下去。之后，她告诉安妮·杜申不要碰探针，并说明如果预期的流产没有发生，该怎么做。她陪安妮·杜申走到卡迪内桥车站，担心她回家途中身体不适。后来又进行了一次手术，P-R夫人用另一根探针换下了第一根。这一次，安妮·杜申没有害怕，手术也没有造成疼痛。P-R夫人把正在发生的事形容为分娩；安妮·杜申此前从未这样想过。她没有另外收费，只要求安妮·杜申日后归还那根难以找到的探针。

到1月19日，安妮·杜申体内已有探针五天。那天她去父母家探望时，意识到事情已经开始。她回到鲁昂，当晚和O一起去看电影俱乐部放映的影片。疼痛加剧，她不得不离开，回到宿舍。后来，她独自在卫生间里生下胎儿。O来到她房间，帮她剪断脐带。两人看着胎儿哭了起来；她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她们并未预先准备好如何应对，但在事情超出与P-R夫人私下安排的范围、演变成眼前的危机时，O留在安妮·杜申身边。

出血、住院与不平等待遇

随后，安妮·杜申开始失血。出血变得令人担忧时，她请O去找医生。值夜医生盘问并训斥她，要求她保证不再这样做，然后把她送往Hôtel-Dieu医院。她无法站立时，他还从她的钱包里拿走了钱。这次转送结束了她试图在医院体系之外处理堕胎的努力，但她进入医疗机构后，除了危险，还要面对暴露隐私和遭受评判。

在医院里，一名曾粗暴对待她的实习医生后来显得有些尴尬。安妮·杜申起初以为他是在为自己的行为后悔，后来才知道，他尴尬另有原因——他不知道她是大学生，因此把她当作普通女售货员或工厂女工那样对待。改变他对自己行为的看法的，是她的学生身份，而不是她经历的严重程度。这一刻让阶级差异在医院内部显露出来——患者受到的对待并不独立于人们对其社会地位的假设。

安妮·杜申在Hôtel-Dieu医院住了五天，1月25日出院。她的朋友，包括LB和JB，帮她办理手续，并送她去车站。离开前，她给N医生打电话；他建议她服用青霉素，因为医院没有给她任何药物。回到父母家后，她假装自己感冒了，并安排家庭医生V医生私下为她检查。随后，V医生提到当地还有另一名堕胎者；但直到安妮·杜申已经不再需要这条信息时，他才说出来。这迟来的透露再次凸显了非正式知识的丰富与难以获得之间的落差——当这些知识可能派上用场时，她却无法取得。

记忆、团结与写作

出院并未让这件事就此结束。安妮·杜申没有把探针还给P-R夫人；后来她开车进了森林，把探针留在那里，并逐渐对此感到后悔。她靠做晚间保姆、为心脏专科医生接听总机电话，努力还清借款。她逐渐恢复学业和日常活动，不过说不清自己究竟何时恢复了正常。多年间，她把1月20日至21日那一夜视为周年纪念。她再也没有见过P-R夫人，却一直想着她，最终想象这本书应当献给这位帮助她脱离危险、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女性。

安妮·杜申的叙述并未把堕胎视为孤立的个人选择，而是呈现为一种受到选择周遭条件支配的经历。法律使施助者面临危险，也令患者难以找到帮助；阶级影响哪些门会为她敞开，也影响医护人员如何评判患者；女性之间的金钱、信息和实际照料往来，则使采取行动成为可能。这些支持并未消除风险——LB曾患败血症，安妮·杜申试图自行处理的过程以大出血告终，而医院治疗也带来了暴露隐私和屈辱。她的叙述将这些现实并置，却没有把秘密堕胎协助描绘成安全医疗的替代品。

安妮·杜申在书写堕胎时，也直面那些细节何以一直如此鲜明，却又难以表达。她的日记和记事本有助于确认日期，而留下的物质痕迹和记得的感受，则成为对抗记忆不确定性的证据。她认为，这段经历关乎生死、时间、法律、伦理和禁忌；它先经过身体，之后才在语言中变得可以理解。她通过讲述这件曾被沉默包围的事，试图让它脱离个人的负罪感，并使一段个人历史能够为其他人的生命和读者所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