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阶层衰落
五月的花蕾乡绅阶层的衰落,是一种反复出现的社会现实——世袭地位依然留存,曾经支撑这一地位的财富与资源却日渐流失。小说通过布拉夫庄园这座庞大却无利可图的产业,以及准将拮据寒酸的处境,将这种矛盾具象化。与两者相对照,波普·拉金精明务实的商业眼光显得既具有颠覆性,又日渐强势——在他看来,地产、公共机构乃至贵族习惯,都只是可以利用的事物,而非值得敬奉的对象。
布拉夫庄园的物质负担
布拉夫庄园让维持旧有土地秩序的代价几乎无法忽视。庄园有六十个房间、一座由谷仓、乳品房和马厩组成的小村落、绵延半英里的温室与育苗棚,还有一间五十年来不曾结出橙子的橘园。每年冬天,光是供暖就要烧掉一百吨煤;夏季维护园地需要十八名园丁,而要侍候全家则需要二十名仆人,还得另雇二十人服侍这些仆人。庄园的规模并非舒适富足的证明,更像是一张主人已无力支付的账单。
仆役日益难寻,更使这种矛盾突出起来。即使庄园主人付得起工资,也很难招到足够的人手。布拉夫庄园世袭而来的宏伟气派,因而比曾经使其得以运转的社会与经济安排延续得更久——房子依然矗立,但让它正常运作所需的劳力与金钱已遥不可及。
继承与拒绝
波普问乔治·布拉夫-戈尔爵士什么时候出售布拉夫庄园时,乔治爵士大吃一惊。这个问题直截了当地道出了庄园的实际状况——它大得根本无法居住,维护费用也远超负担能力。然而,对他而言,出售庄园是不可想象的事。即使已陷入财务困境,他仍坚持宅邸必须留在原处,坐落于那些无人照料的山毛榉、榆树与橡树之间。因此,庄园的价值不只在于物质层面;它还与延续、继承,以及归属于一个家族和一个阶层的意义紧密相连。
乔治爵士能够设想一种未来——一名富有的股票经纪人租下这处地产,利用农业亏损来减税。有人声称这种做法合乎规定,小说将其作为一种可能性呈现出来,但这并不能挽救土地贵族之家。相反,它指向一种变化中的乡村秩序——旧庄园或许会依靠新财富和金融手段维系,而不再依赖乡绅阶层传统的资源与仆役服务。乔治爵士称更广泛的处境十分惨淡,认为这个国家正在自我毁灭,却依然无法考虑应对自身困境最直接的办法——放弃宅邸。
破旧细节中的身份
准将则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同一种衰落。在一次乡间聚会上,他在下午还未真正开始时就离席,解释说内莉会等着他,而且这回他打算态度坚决。波普看着他离开,钦佩他使用的那个词,同时留意到他缺了一根鞋带,拿包装绳代替;头发该剪了,衣领也磨损得厉害。这一幕将准将坚定而正式的措辞,与其财力有限的破旧生活迹象并置起来。他的社会身份依然存在,但体现于处处节省的生活,而非显眼的财富。
波普邀请准将与拉金一家同赴法国时,这种窘迫便显露无遗。准将仅凭微薄的养老金,每六周勉强负担得起去伦敦一天;他甚至记不起上一次度假是什么时候,更不用说出国度假。他婉拒邀请,说自己更喜欢把散步当作日常锻炼的一部分。他的拒绝很有礼貌,但两人的差距显而易见——波普视作全家慷慨出游的假期,超出了准将平常的预算。
文化习惯与新财富
阶级差异也体现在拿起《泰晤士报》这个小举动上。波普记得,皮尔切斯特小姐、准将和乔治爵士都读这份报纸,尽管他们各自贫困的方式截然不同。皮尔切斯特小姐家境贫寒,准将二十年来没添过一套新衣服,而乔治爵士受税负所困,无法保有祖传的戈尔庄园,于是将它卖给波普拆除,自己则搬去住马厩。他们都读同一份报纸,表明他们属于波普所说的贵族社会,但这并不能让他们免于物质上的衰落。
波普也开始读《泰晤士报》,遵循的是模仿而不屈从的逻辑。起初,这种改变似乎颇具革命性;后来他想到,既然这些据说高人一等的人买得起这份报纸,自己也买得起。他读得津津有味,却并不完全明白它能带给自己什么;玛则继续阅读《镜报》看星座运势,还喜欢《星期六泰晤士报》里的食品广告和商品目录。这个细节表明,阶级差异并非不可变通——文化地位的象征可以被人拥有,但其意义会因购买者的日常趣味而改变。
制度、机遇与变化中的秩序
公共机构构成了小说对经济压力进行喜剧化描写的一部分。官员告知波普,他上一年度没有申报收入时,波普抗议说从来没人要求过他,并把申报表当作一项突如其来的要求。他的抵制并不等同于乡绅无力维持庄园,但两种处境都表现出私人家庭如何面对挤压其资源的金融制度。波普的应对方式,是把这项要求变成又一次随机应变和抱怨的机会。
他对国民保健制度也抱着类似的不敬态度,劝查尔顿先生利用病假,因为他已经为这项制度缴过款。后来,查尔顿先生担心辞去税务稽查员的工作会失去养老金;波普则不以为然,认为干上几十年活,最后只领一笔微薄缩水的养老金,根本不值得。这些话将国家福利和养老金呈现为人们围绕工作、疾病与保障讨价还价的日常事务,而非舒适生活的保证。小说中的笑料来自波普的视角;这些话并未证明他对制度的说法就是制度实际运作情况的准确描述。
马里埃特嫁给查理之后,波普很高兴查理离开税务稽查员办公室,去做他认为更体面的工作。他送给这对夫妇五百只产蛋母鸡,帮他们开办蛋品生意;不到一年,他们便用利润又买了五百只。不过,查理仍然按规定申报所得税,波普认为这种习惯很不明智。这种对照概括了小说呈现的更广泛转变——经济生存日益依靠经营与盘算,而波普对正式义务的不信任依旧是喜剧的来源。乡绅阶层的旧有资源正在减少,但取而代之的秩序并非保障必胜,而是一个由工作、养老金、税务与临机应变的机遇构成的世界;在其中,单凭身份地位已无法支付账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