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car的USB存储器

凯·斯卡佩塔

奥斯卡·贝恩的USB存储器是调查特里·布里奇斯遇害案过程中一个细小却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物件。它藏在奥斯卡·贝恩的书房里,与贝尔维尤的历史文件放在一起;在他的电脑遭到毁坏后,这个存储器幸存下来,成为调查人员能够据此质疑“奥斯卡应对加在他身上的罪行负责”这一说法的实物遗留。

发现与实物保管

斯卡佩塔在一个装有奥斯卡·贝恩贝尔维尤收藏品的箱子底部发现了这个存储器。箱中有一本护理教材、一本记录一七三六年至一八九四年医疗与外科工作人员情况的内部指南,以及可追溯至一八五八年的通告和讲稿。奥斯卡曾表示,凯·斯卡佩塔和本顿·韦斯利会对这批收藏感兴趣,因此,这批档案既像是一个无害的学术研究对象,也可能是一条通往他隐藏证据的路径。

USB存储器上连接着一根电线。斯卡佩塔摘下手套,用手套将它包好,再把包裹交给本顿·韦斯利。这一谨慎的转交赋予该物件正式的证据地位——它不再只是从奥斯卡财物中找到的某件东西,而成为一件得到保存、其处理方式也至关重要的物证。此时,迈克·莫拉莱斯出现在门口,打断了这一过程;他一边提着一个缠有红色胶带的纸质证物袋,一边告诉他们必须离开。斯卡佩塔已经知道,莫拉莱斯可能看见了她的行动,因此,这个存储器的发现立即伴随着被隐瞒或被扣押的风险。

与奥斯卡被毁电脑的关系

USB存储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奥斯卡曾毁掉自己电脑的硬盘。露西·法里内利后来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奥斯卡毁掉电脑硬盘,并把USB存储器藏在书房里,斯卡佩塔和本顿在那里找到了它。二者之间的反差至关重要。电脑已经无法读取,而可移动存储器仍然完整且便于携带,从而保留了一种可能性——奥斯卡或许有意把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证据,与那台可能暴露证据的机器分开保存。

奥斯卡的行为符合一种由恐惧、试探和隐藏构成的模式。当斯卡佩塔伸手去拿钳子时,他明显变得害怕,并坚持说,任何令他困扰的东西都可以由他自己取出。在别处,他告诉斯卡佩塔“完美犯罪”并不存在,坚持说犯罪者一定犯了错,甚至虚假地把“她能够实施完美犯罪”这一反复说法归于她。他的话把观察与臆造混在一起,但隐藏的USB为他混乱的警告提供了具体对应物——无论他作为说话者是否可靠,他确实保存了某种可以独立于其证词加以检验的东西。

数字证据与虚假身份线索

这个存储器成为重建scarpetta612电子邮件账户背后数字身份工作的一部分。露西发现,前一天晚上八点十九分,该账户起草了一封电子邮件,却没有发送。由于起草邮件时特里·布里奇斯和奥斯卡·贝恩都不可能写下它,这条消息使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是在那一刻操作该账户的人。这一时间事实切断了表面上的身份联系,并确定该账户当时由另一个人使用。

因此,USB存储器是与数字证据并列存在的,而不是简单取代数字证据。调查人员仍然面临一个问题——在迈克·莫拉莱斯的电子邮件文件中发现的暴力视频,只能证明他拥有这些视频,不能证明他杀过任何人,也不能证明是他亲自拍摄的。要向陪审团解释互联网协议地址、机器访问代码、隐藏地址、网络浏览器缓存和数据包嗅探会十分困难,尤其是在决定是否采纳科学证据的弗莱标准之下。在电子痕迹可能被植入、篡改或误解的案件中,这个存储器提供了一个物理连续点,但它不会自动解决作者身份或有罪问题。

在调查中的位置

USB的发现强化了这样一种解释——奥斯卡正在保存针对那个监视并操纵他的人的证据。露西解释说,奥斯卡把监视情况告诉特里·布里奇斯后,莫拉莱斯停止向奥斯卡发送全球定位系统路线;随后,奥斯卡毁掉了电脑,同时藏起USB。她还怀疑,莫拉莱斯曾从屋顶和消防梯进入奥斯卡的公寓,留下Aqualine软膏,并试图取得路线记录,使调查人员无法确认路线记录源自他本人。莫拉莱斯希望至少以四起谋杀罪起诉奥斯卡,从而把奥斯卡自己的恐惧和防御性准备转化为表面上的有罪证据。

因此,这个存储器改变了奥斯卡书房的意义。那里不只是一个妄想症患者收集贝尔维尤纪念品的房间,也是一个在压力下形成的隐蔽储藏处。它的重要性存在于物件与强加于物件之上的叙事之间的张力中。在伊娃·皮布尔斯公寓发现的鞋印与奥斯卡声称发现特里·布里奇斯尸体时所穿的鞋相符、玻璃台灯上的指纹也属于他之后,奥斯卡在公众叙事中被从“侏儒杀手”重新塑造成“侏儒怪物”。面对不断累积的案件材料,USB保存了一条替代性的证据路径——奥斯卡可能藏起了能够揭露陷害他所用机制的材料。

叙事意义

作为一个物件,USB体现了占有与证明之间的差别。它属于奥斯卡,但它的意义取决于发现地点、处理方式、被毁电脑已无法揭示的内容,以及其中的信息能否得到认证。这个存储器便于携带、被藏匿且在物理上容易受损;然而,在数字身份和法医解释仍不稳定的情况下,它恰恰因为这些不稳定因素而在叙事中变得更加可信。

它被放在表面上具有历史意义的贝尔维尤文件下面,也赋予了这个物件双重功能。这些文件把调查人员引向奥斯卡的智识兴趣和机构性兴趣,而USB则把他们重新引向当代危机的隐秘核心——监视、伪造通信和被操纵的证据。在一个充斥着误导性言论、不确定的声音、受到污染或异常的生物痕迹以及技术上复杂主张的案件中,这个存储器构成了一种安静的实物制衡——当证词和数字表象已经不能再被照单全收时,它仍是一件可以找回、妥善保管并接受检验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