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保护孩子与社会责任的冲突

母亲保护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冲突，是克里斯汀·彭马克面对罗达的罪行时所经历的道德危机的核心。克里斯汀一旦认清女儿杀害了克洛德·戴格尔，就必须在向当局揭发罗达、让她受到惩罚与庇护她之间作出选择，同时也要面对罗达可能给他人带来的危险。这种冲突并非停留在抽象的责任问题上——随着克里斯汀了解更多情况、将责任揽到自己身上，直到她最终设想以阻止自己所恐惧的未来来保护女儿，冲突也随之变化。

困境逐渐形成

克里斯汀的不安早在她能够完全承认其含义之前便已开始。罗达看到克洛德的尸体被打捞上来后，依然平静，并说自己对发现尸体和尝试复苏的过程很感兴趣。克里斯汀试图安慰她，让她把那些画面从脑海中抹去，但罗达坚持说自己并未受到惊扰。克里斯汀认出这种镇定正是她熟悉的罗达反应；过去，她和肯尼思·彭马克还曾私下觉得这点有些好笑，如今却觉得它不祥。这种反差令克里斯汀心神不宁，却还没有使她知道该采取什么行动。

同样的分歧也出现在更寻常的家庭时刻。罗达学习关于暴力惩罚的主日学课程，并因出席和准备充分而获得一连串金色蝴蝶卡片。克里斯汀想到克洛德悲痛欲绝的父母，心里怀疑这样的课程是否妥当，但仍按要求继续考问罗达。罗达的勤勉和对奖励的渴望表明，她能够学习规则并达到要求；然而，这并未消除克里斯汀的担忧——有关暴力的知识并没有使罗达同情受害者。

克里斯汀提起奖章和克洛德之死时，罗达解释说，把奖章和他一起埋葬毫无意义，因为他已经无法知道奖章是否别在他的外套上。随后，她试图用亲吻和赞美重新赢得母亲的喜爱。克里斯汀躲开了她，罗达便问，克洛德的母亲为什么不从孤儿院领养一个孩子。这番对话使冲突更加尖锐——罗达以实际利己的态度看待死去的男孩及其母亲，而克里斯汀发现自己无法让女儿明白失去的究竟是什么。

坦白、隔离与保护

罗达承认打了克洛德后，起初把责任归咎于他，说如果他把奖章给她，她就不会打他。克里斯汀先是愤怒，继而感到恶心和难以置信；她问罗达是否明白自己谋杀了那个男孩。罗达进一步讲述经过，使问题更难回避——她说克洛德威胁要告发她时，她仍继续打他，而且她想让他松开码头。她仍坚持说，溺水是他自己的错。这番对话让克里斯汀直接得知罗达有意采取的行动，而不只是对女儿性情感到不安。

克里斯汀考虑罗达是否患有精神疾病、是否需要治疗，也许可以把她安置在一个无法伤害他人的地方。她否认罗达患有精神疾病，同时承认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安排这样的干预，也不确定是否必须告知肯尼思的家人。她的犹疑反映出母亲的个人判断与她并不了解的程序之间的界限；这并不能说明当局依法会采取何种行动。后来，莫妮卡·布里德洛夫来访，谈起她与一名推销员的遭遇，克里斯汀几乎没有听进去。她的心思全在是否应该去报警上。她想象罗达被带去某个机构，并害怕事情见报、登上报纸，以及消息在他们的社区中传开。这些是克里斯汀预想的后果，并非对真实法律程序的描述。

在一封没有寄给肯尼思的信中，克里斯汀把问题描述为父母对孩子和社会共同承担的义务。她希望罗达还太小，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也想知道她是否可能已经吸取教训，但她无法依赖这种希望。天亮时，她告诉自己，父母双方都负有责任。因为罗达是他们的孩子，克里斯汀认为他们必须保护她，不让外界伤害她；同时，她也说自己会看着罗达，以防她继续伤害别人。她提出的平衡依赖于保持警惕，以及暴力可能不再发生的希望，而不是坦白或接受外界监督。

从共同责任转向个人罪疚

随着克里斯汀对自己家族史的认识发生变化，这种暂时的平衡也随之破裂。在另一封未寄出的信中，她告诉肯尼思，自己无法把关于罗达的发现告诉他。她形容这个秘密令人羞耻、蒙受屈辱，继而重新界定问题——她如今认为，只有自己必须设法解决。克里斯汀认定，使罗达变成如今这样的遗传“坏种”源自她自己，而不是肯尼思。她甚至告诉自己，肯尼思应该离开她们，另与他人生育孩子，避免受到同样的遗传污点影响。这是克里斯汀对家族遗传的解释，并非已经独立证实的罗达行为成因。

这一发现加重了她的责任感，也加深了她的绝望。勒罗伊·杰瑟普死后，克里斯汀意识到自己本该在几周前就采取行动。罗达告诉她，勒罗伊知道那些鞋子的事，并打算告发她，这证实了罗达仍愿意通过消除威胁来保护自己。周围的成年人把这起死亡当作意外，但克里斯汀再也无法接受这种说法足以解释已经发生的一切。她意识到了危险，却没有及早干预，如今将这一失职也视为自身责任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克里斯汀的母亲责任感变得坚决，使她拒绝抛弃罗达。她问自己，是否可能出卖并毁掉自己的孩子，随后回答说自己必须保护她。这种坚持没有化解她对社会负有的相反责任；相反，它暴露出她已把保护的范围收窄到母女关系之中。尽管她说自己会顾及他人的安危，但绝不能出卖罗达的念头，已成为她思考时围绕的确定信念。

对保护的最终重新界定

一张贝茜·登克被处决的照片，使克里斯汀想象罗达会重演祖母的犯罪轨迹——一度逃脱侦查、伤害他人，最后被抓获并处决。这段情节呈现的是克里斯汀对罗达未来的恐惧性设想，并非已经发生的事，也不是脱离她个人看法而成立的必然结局。这让她关于遗传“坏种”的理论有了影响尤为深远的形式——在她看来，未来似乎注定会不断重演，最终以公开的耻辱和国家惩罚告终。

克里斯汀最终的决定将保护从隐瞒转变为有计划地让女儿死亡。她起草了一份日期为1952年8月3日的遗嘱，将珠宝和一幅画留给莫妮卡，把一幅画作归还肯尼思，并将其余财产留给塞尔玛·杰瑟普。她销毁未寄出的信和其他文件，并计划不让罗达遭受痛苦，也不让她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克里斯汀无法诉诸身体暴力，于是决定使用此前因自身不适而开过、却一直未服用的安眠药。她以检查罗达食欲不振、脸色苍白为借口，带她去看医生；医生说孩子很健康后，克里斯汀告诉罗达，她们会去买维生素片。这些准备表明，她选择的母亲保护方式既隐秘又带有控制性，同时没有通过坦白或干预来保障他人的安全。

小说还将克里斯汀的个人困境与一场有关她所写书籍结尾的讨论并置。娜塔莉·格拉斯承认，她把克里斯汀的情节告诉了一个文学小组；小组成员讨论了精神治疗、感化学校以及对未来的信任，随后投票决定让故事中的母亲保守秘密、杀死孩子，继而自杀。他们提出的结局是小组作出的判断，并不能证明克里斯汀已经实施了这一结局。不过，这一插曲明确点出了克里斯汀的危机所导向的可怕解决方式。母亲保护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冲突，并未以可行的调和收场，而是以克里斯汀作出决定告终——她认为，毁掉女儿和自己，是阻止她所恐惧的未来唯一剩下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