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公爵刺杀皇帝阿尔布雷希特
威廉·退尔约翰公爵刺杀皇帝阿尔布雷希特，指其侄子兼封臣约翰公爵杀死皇帝一事；剧中并未直接呈现这桩行刺，而是在后来威廉·退尔与约翰相遇时揭露。此事将私人王朝恩怨与剧中更广泛的权威之争联系起来——瑞士各共同体主张古老权利和地方自治，同时也承认与帝国的关系。约翰的行为发生在这一政治环境中，但剧本将之呈现为他因遭到排斥而采取的个人暴力回应，而非瑞士各共同体的行动。
政治与法律背景
剧中说，瑞士人一直保有自由，不向诸侯屈服，同时也说他们曾自愿寻求帝国的保护，并获得了保护。罗塞尔曼援引腓特烈皇帝的特许状，作为这种自愿安排的证据。维尔纳·施陶法赫尔指出了这种安排中的张力——即便是最自由的共同体，仍有封建领主，也有一位最高审判者，人们可以向他申诉争端。因此，帝国权威确实存在，但剧中将其描述为一种受到承认的法律关系，而非对每位统治者意志的简单服从。
剧中还区分了皇帝的司法特权与地方生活的管理。各共同体在本地依照自己的法律和古老习俗治理；皇帝宣称自己有权裁定死刑，并指定一位权势显赫的贵族作为代表。这种权力分立的结构，对理解行刺发生的背景十分重要。阿尔伯特既是帝国秩序顶端的统治者，也是约翰口中剥夺其继承权的亲属。剧本没有把这两种主张等同起来——管辖权的政治问题与继承财产的个人问题，交汇于同一位皇帝身上，却仍是两种不同的怨愤。
行刺及其揭露
文中所述的版本并未在舞台上呈现这桩行刺。相反，退尔认出面前之人是奥地利公爵，并指出他杀死了自己的叔父兼封君皇帝。约翰则说出他认为导致行刺的冤屈——阿尔伯特剥夺了他的继承财产。这段交谈由此通过对峙交代了基本事实——行凶者的身份、亲属关系、死者的身份地位，以及据称的动机——但没有叙述行凶过程，也没有说明地点、手段或确切情形。
这种延迟揭露使事件具有双重意味。这是弑君，针对的是约翰所称的最高权威；但这也是对家族纽带和封建臣属关系的背叛。退尔的指认使控诉明确无疑；约翰的回答则将注意力引向他认为能够解释行刺的长期剥夺。文中没有依据可以将他的解释视为法律辩护，也没有依据可以认定行刺正当。其力量来自行凶规模之大，与约翰提出的个人怨愤之间的反差。
亲属关系、继承与排斥
约翰说，尽管自己的年龄与阿尔伯特相当，却一直被迫处于可耻的未成年状态。他还说，叔父扣留了他的土地和臣民。这些细节使争端不再只是含糊的自尊受损——据称遭剥夺的包括继承财产、领地，以及依附于其继承权的人民。剧本将约翰的怨愤呈现为长期遭排斥的处境，但没有进一步说明继承争端的详情，也没有交代阿尔伯特的理由。
亲属关系非但没有缓和冲突，反而使冲突更加尖锐。阿尔伯特被指明是约翰的叔父，但约翰也称他为自己的封君；因此，两人的关系将家族义务与政治从属联结在一起。约翰所抱怨的，正是他原本有义务服从的权威。他的回应并未被描绘成通过剧中其他部分所述法律制度提出协商申诉；在他声称遭剥夺之后，行刺成了不可挽回的结果。文本没有给出定论，而是让读者在约翰所指称的冤屈与退尔所指出的暴力之间体会其道德张力。
被放逐与政治对照
与退尔相遇时，约翰说自从行刺之后，他就没有见过某些人；这段对话没有说明这些人的身份。退尔随后告诉他，帝国禁令已经颁布，他已被逐出友人之中，暴露于敌人面前。约翰解释说，自己避开人来人往的大道。因此，这桩行刺带给他的不只是对往事负责的处境，也使他生活在被放逐和与人隔绝的后果之中。文段没有详述禁令的颁布过程，但将约翰的藏匿与孤立写成这桩行刺延续至今的后果。
剧本将约翰的个人行为与瑞士领袖们的集体政治商议并置，却没有把两者等同起来。在他们的讨论中，瓦尔特·弗斯特主张只做必要之事，不做多余之事——驱逐暴君及其代理人，拆毁他们的据点。他们明确表示，目标是维护古老权利，终结令人痛恨的臣服状态。相比之下，约翰是一个孤立的逃亡者，其怨愤关乎王朝继承，其行为使他遭到帝国放逐。这种对照避免了剧中的政治论述沦为对一切反抗权威行为的简单赞同。
瓦尔特·弗斯特后来读到的一封信提及，皇帝死后王后悲痛并成了寡妇，同时也回忆她对瑞士的深厚信仰与情谊。这一叙述表明，行刺的影响不止于约翰与退尔的相遇——皇帝之死进入剧中的政治往来，也影响王室与瑞士各共同体的关系。文中没有描述王后的政策，也没有确立任何政治和解。它留下了两项彼此相关却未获解决的后果——统治者之死使约翰沦为被放逐者，而帝国关系的历史——其中既有相互保护，也有地方自治——仍与瑞士人息息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