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首次发表《竞争的画家》

小妇人

乔首次发表《竞争的画家》,是约瑟芬·马奇作为作家职业生涯中决定性的早期一步。这个故事不只是家庭消遣,而是将她在阁楼里的劳作转化为一项印刷成就:“约瑟芬·马奇小姐”出现在报纸上,她的家人为此庆祝,而乔也发现,写作最终或许能同时给予她独立和帮助马奇一家的手段。

在阁楼写作

这次发表源于一种有规律的私人写作习惯,而不是突如其来的天赋。在阁楼里,乔坐在一张旧沙发上,把稿纸铺在箱子上,趁十月的阳光从高窗照入,工作两三个小时。她养的老鼠斯克拉布沿着头顶的横梁活动;由于这只动物也有自己的文学胃口,会啃食放在够得着地方的书页,乔便把手稿保护在一个旧锡制厨具里。写满最后一页后,她潇洒地签上名字,并宣称:“好了,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如果这还不行,我就得等到自己能做得更好时再说。”

这份手稿既被视为劳动成果,也被视为希望的寄托。乔仔细通读,标上破折号和感叹号,用漂亮的红丝带把它系好,然后带着庄重而惆怅的神情端详它。她对这些实体细节的悉心处理表明,发表作品对她而言并不只是幻想。她已经制作出一件作品,修改过它,藏起过它,并准备将它置于外部评判之下。

从私人手稿到印刷故事

乔告诉西奥多·劳伦斯,她把两个故事交给了一位报人,正在等待答复。她一直低调处理这次尝试,因为如果失败,她不希望让其他人也感到失望。西奥多·劳伦斯热烈鼓励她,呼吁为“著名的美国女作家马奇小姐”举行庆祝;而在成功尚未成为事实之前,乔仍谨慎地不愿宣称自己已经成功。

家人听到这个故事时,姐妹们起初把它当作一个浪漫而又有些悲剧色彩的故事来接触。乔读得很快,听众则对其中壮丽的画面和“恋爱部分”作出回应,尤其因为维奥拉和安杰洛都是玛格丽特·马奇喜爱的名字。然而,伊丽莎白注意到乔的脸色,问是谁写的。乔把报纸扔到一边,明显涨红了脸,回答道:“你的姐姐。”这一揭示把阅读从一则无关个人的报纸故事变成了家庭的胜利——玛格丽特惊讶地放下手中的活,艾米提出批评性的判断,伊丽莎白则骄傲地跑去拥抱乔。

印在纸上的名字,是使这项成就变得真实的具体证据。玛格丽特直到在报纸上看到“约瑟芬·马奇小姐”才肯相信。艾米分析其中的艺术部分,并提出续篇的设想,尽管男女主人公的死亡使续篇无法实现。伊丽莎白兴奋得又跳又唱,汉娜·穆利特惊讶地赶来,马奇夫人得知乔的所作所为后也感到自豪。乔含泪大笑,把自己比作孔雀;报纸在人们手中传来传去,仿佛整个马奇家宅都获得了一项公开荣誉。

发表、报酬与独立

首次发表令人鼓舞,但还没有带来经济保障。乔解释说,那位报人喜欢这两个故事,却不向初学者付钱。他允许作品刊登在自己的报纸上,答应留意她们的进步,并把这种安排称作练习。乔接受了这个开始,因为它以后可能带来报酬。她眼下的幸福来自这样一种可能——继续写作将使她能够养活自己并帮助姐妹们。

这种希望受到马奇一家的经济处境影响。马奇先生为了帮助一位不幸的朋友而失去财产后,玛格丽特和乔请求为自己的生活费用作出贡献。玛格丽特成了照看孩子的家庭教师,这份工作使她每天面对自己已经无力负担的奢侈生活;乔则接受了马奇姑婆家的工作。她们的父母看重活力、勤勉与独立;即使马奇姑婆的财富可能提供经济保障,这家人仍拒绝分离。在这样的背景下,乔印刷出来的故事代表了一种属于她自己的劳动形式——手稿可以转化为金钱,而不要求她放弃家庭或自尊。

乔后来取得的成功证实了这次首次发表的重要性。她争取那项为耸人听闻的故事提供的一百美元奖金,所得奖金帮助家里增添了生活上的舒适。她的故事支付了具体开支——《公爵的女儿》付清了肉铺账单,《幻影之手》支付了新地毯的费用,《考文垂家的诅咒》则购置了杂货和衣裙。因此,首次发表成为更大经济转变的开端;在这一转变中,别人或许称作“废物”的东西,能够通过笔转化为实际帮助。

首次胜利的局限

这次发表为乔带来了认可,却没有解决什么样的写作能够养活她的问题。后来,她为争取一百美元奖金尝试写一篇耸人听闻的故事,依靠戏剧性的情节、服装和情感效果,而不是此前寄给《展翅鹰报》的温和爱情故事。她还写了一部小说,抄写四遍,读给信任的朋友听,并将它投给三家出版商。一位出版商接受了小说,但要求她删去三分之一,并删掉那些她尤其欣赏的段落。

这次编辑接触揭示了写作周围的商业压力。编辑说:“如果您不反对作几处修改,我们就要这篇——编辑从来不说‘我要’。”乔发现,被标出的段落正是她特意加入、用来为爱情故事提供支撑的道德思考。她的首次发表让她懂得,印刷出版是可能的;后来的交涉则让她懂得,进入市场可能要求她在自己的道德与艺术目的,以及编辑认为读者愿意购买的内容之间作出妥协。

即便如此,《竞争的画家》仍是乔职业抱负的情感基础。这是私人努力首次以公众认可的形式回到她身边。报纸给出的有限报酬并没有削弱它的重要性,因为这个印刷出来的故事证明,她已经学会做出一种能够呈现给世界、得到所爱之人赞赏,并最终换取金钱的东西。

持久的叙事意义

这一事件确立了乔一生中反复出现的模式——工作在孤独中开始,经历不确定与窘迫,最终在同时服务于自我与家庭时获得意义。乔寻求发表并不只是为了虚荣。她希望获得名声和财富,但更迫切的是希望保持独立,赢得所爱之人的赞赏,并且自己的需要不必依靠任何人的一分钱。

她后来的人生选择保留了这种写作的实用理想。她愿意离家前往纽约教孩子、缝纫,因为那是诚实的劳动,她并不以此为耻。最终,她设想开办一所男孩学校,一所“美好、快乐、像家一样的学校”,在那里她照料学生,而弗里德里希·贝尔教他们知识。因此,第一篇印刷故事所指向的并不只是文学声名,而是一种更广阔的职业观——乔的才智、劳动和想象力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能够创造生计,同时仍与一个由她选择的关怀共同体保持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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