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创作的既定规则
少年维特的烦恼在维特的叙述中,艺术创作的既定规则被视为一种保障,既能防止作品粗陋,也可能抑制他认为真正艺术表达所由发端的情感。他的论述从瓦尔海姆一个孩子未经安排的温情出发,延伸为艺术纪律与受约束的爱情之间持续的类比,随后又回到诗歌能否记录自然、而不将其转化为矫饰的问题。这里的张力并非单纯存在于技巧与无知之间,而是存在于使表达易于掌控的惯例,与可能冲破这些惯例的直接感受之间。
瓦尔海姆的素描
一次偶然造访教堂旁的草地,为维特提供了一个艺术实践的例子。大人们都去了田里,他发现一个约莫四岁的男孩坐在地上,把一个约六个月大的婴儿夹在膝间抱着。大孩子的双臂围成一把椅子,托住婴儿;尽管婴儿黑亮的眼睛十分灵动,他却安静地待着。维特坐在他们对面的犁上,为眼前的情景作素描,并照原样画下附近的树篱、谷仓门和破损的车轮。他说自己没有添入任何个人想法,并把画作的准确与生动视为一种印证,说明自己应当完全忠于自然。
这一幕表明,自然不只是供人临摹的对象。那些未经安排的细节——孩子们的姿势、农具与物件、没有旁观者——共同构成了画面的布局与情感力量。后来孩子们的母亲到来,更证实这一幕属于日常生活,而非刻意摆布的场景——她告诉维特,自己把婴儿交给菲利普照看,随后带着大儿子进城,去买小麦面包、糖和陶罐。在维特看来,这一幕的艺术价值在于细致留意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为了迎合预先设定的构思而加以润饰。
惯例作为约束
维特将这一原则从绘画延伸到诗歌。他认为,自然取之不尽,也能够造就最伟大的大师;规则或许能使艺术家免于创作出极其糟糕或令人厌恶的作品,但这种保护并不能保证作品具有真挚的情感,或对情感作出真实表达。这一限定很重要——他并非主张规则毫无用处。他质疑的是,把安全与合宜视为衡量艺术成就的标准,究竟要付出什么代价。
为使这种代价显而易见,他将艺术规则与社会的法律和礼仪相比较。遵守这些规则的人或许不会沦为令人无法忍受的邻居或恶棍,正如受规则训练的艺术家或许能避免创作出令人厌恶的作品。然而,体面并不等同于创造力。维特设想一位世故而有地位的顾问,劝告一个坠入爱河的年轻人把时间分配给事务和爱人,计算自己的财产,并把礼物留到生日及其他场合再送。听从劝告或许能使这个情人成为有用的社会成员,甚至可能适合接受王公授予的职位;但也会熄灭那种维特视为爱情与艺术天才所共有的、令人倾尽一切的热忱。
这一类比进一步凸显了他对将克制奉为普遍准则的反对。情人的时间、健康和金钱并非只是可以高效分配的资源——不计代价地付出,正是他情感投入的证据。相应地,维特认为,艺术的强烈情感不能被简单安排在安全界限之内,否则其本质便会改变。他的主张带有论辩色彩,并非对所有艺术家创作方法的中立描述;其力量来自他将社会体面与艺术惯例并置,视其为相似的束缚形式。
激流与堤岸
维特以一个具体意象描绘这种束缚——天才如同激流,其奔涌的洪流可能淹没心灵。冷漠而循规蹈矩的人定居在岸边,担心自家的避暑小屋和郁金香花圃受损;他们挖沟筑堤,赶在洪水到来之前修好防护。这个意象将规则从抽象指示转化为保护安稳生活的屏障。规则守护的是井然有序、经过培育的事物;但正是那些使其免遭危险的措施,阻止激流奔涌出全部力量。
这个意象也进一步说明,维特反对的与其说是所有技艺,不如说是过早的修正。他在瓦尔海姆所作的画依赖观察与取舍——树篱、谷仓门和车轮都被画了进去——但他珍视这些选择,是因为它们遵循自己所见,而非预先强加的范本。在他的论述中,区别在于,一种塑造仍然以具体的亲身体验为依据,另一种体系却仅仅因为情感超出公认界限,便将其削去。
诗歌、情感与形式的限度
5月30日,维特将自己的观点直接用于诗歌——人必须辨认卓越之处,并敢于将其表达出来;这虽是艰难的事,却能以寥寥数语道出许多。他回忆起一幕情景,若如实叙述,本可以成为一首优美的田园诗;随后,他质疑那种在允许人们以自然之心感受经验之前,就急于给经验贴上诗歌或风景标签的冲动。这段文字使他先前的确信变得复杂起来。他珍视艺术表达情感的能力,却不信任那些现成的审美范畴,因为它们可能把亲身经历转变为精雕细琢的效果。
与夏洛特共度的暴风雨场景,使这种张力具有了情感形式。一场数数游戏使聚会上的人暂时忘却雷声之后,夏洛特解释说,自己为了鼓舞众人的情绪而表现得勇敢,尽管她本人也很害怕。她站在窗边,远处雷声隆隆,细雨洒落乡间;她望望天空,又看向维特,眼中含泪,说出了克洛普施托克的名字。维特领会到她心中浮现的颂歌,顿时情绪激荡;他含泪亲吻她的手。这一刻并未被描绘成关于技法的教训。共同感受的天气、一个动作、一首记忆中的诗,以及骤然迸发的情感,彼此汇聚成意义,而维特并未事先将它们编排成一篇形式完整的作品。
因此,对维特而言,艺术创作的既定规则所带来的核心危险,是它可能把克制误认为卓越,把礼仪得体误认为真实。他举出的例子并未证明艺术可以摒弃形式;它们展现的是他所担忧的情形——当形式先于情感、强加于情感之上时,可能会压抑什么。瓦尔海姆未经摆布的孩子、他想象中的激流,以及风雨中的他与夏洛特的交流,都坚持同一种区分——艺术应当回应眼前的生命,而不是把生命修剪成规则早已允许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