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宵禁
我的温柔马托智利的宵禁在小说中不仅是对行动的限制,也是一种国家控制手段,并重塑了街头生活、工作和风险。它揭示了受贫困和酷儿身份边缘化的人如何在城市中行动——平常的出行可能变成遭遇警察暴力的经历,而宵禁造成的混乱也会带来互助和求生的机会。
宵禁与政治氛围
1986年春,圣地亚哥到处可见示威、封锁的街道、燃烧的轮胎、停电,以及科奥佩拉蒂瓦广播电台的紧急播报。“他就要倒台了!”的口号响彻夜晚,新闻简报让居民随时关注政治事件。对角后女王来说,收音机带来令人不安的报道,但政治恐惧并非抽象的概念——它与被捕的威胁,以及如何在城市中行动这一实际问题并存。
小说将这种氛围与日常作息并置。角后女王为富裕客户刺绣桌布、聆听老歌,并通过邻里交谈和收音机接触政治新闻。这些家庭琐事并不能让她免受公共事件的影响。有关学生遭特警部队伤害并被捕的报道,使她因卡洛斯一直没有联系她而感到焦虑;当她看见他回来时,宽慰短暂地取代了恐惧。
双刃剑般的限制
角后女王的朋友卢佩说,宵禁既带来机会,也带来危险。那些被困在家门外、为了躲避巡逻而滞留,或无法回家的人,可能会寻求陪伴,并提供金钱或其他日常必需品。在失业普遍、街头经济不稳定的环境中,这些限制可能促成原本不会发生的相遇。卢佩甚至对政府维持她所称的法律与秩序表示感激;这一看法与角后女王逐渐认识到政权暴力,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种对比反映的是酷儿社群内部的观点差异,而非一种共同的政治立场。卢佩认为,独裁政权维持的秩序与她眼前的生存相容;角后女王则越来越把该政权视为暴政。她们的交谈表明,经济上的不稳定会影响政治认知,也显示面对同一宵禁的人可能对其影响作出截然不同的解读。
在军事化城市中的行动
角后女王乘巴士替卡洛斯携带包裹时,宵禁的风险变得具体可见。在催泪瓦斯和街头示威中,她差点弄丢包裹,随后找回包裹,继续穿过阿乌马达步行街。一群新的人潮朝她跑来,她发现自己正面对一队持盾牌、戴头盔、拿警棍推进的警察。她没有加入逃离的示威者,而是坚持说,自己是一位出门购物的老妇人,理应获准通行。她镇定而大胆,成功穿过警察队伍,并在指定的商店交付包裹。
这一幕表明,角后女王在公共空间中的行动,是与权力的一场交涉。她声称自己只是普通购物者,一时令警察不知所措;与此同时,她跑这一趟也将私人情谊与更广泛的镇压氛围联系起来。宵禁和警察暴力并非只是把人们关在室内,也让即使短暂的出行都充满不确定性,迫使人们临机应变,并使平民暴露于暴力之下。
搜查、监视与不平等的风险
9月皮诺切特的车队遭伏击后,圣地亚哥陷入严密的军事封锁。士兵搜查汽车、房屋和整个街区;通往城市内外的道路被切断,居民可能被要求在足球场上站立整夜。即使只是稍有迟疑,人们也可能遭到殴打并被塞进卡车。角后女王听着科奥佩拉蒂瓦广播电台提醒市民留在家中并报告可疑情况,同时烧好一壶水,以防卡洛斯或他的朋友们前来。
同一套负责管控行动的安全机器,也造成了不平等且岌岌可危的通行时刻。在一个检查站,士兵让男人站到一边,女人站到另一边。角后女王不确定自己应该去哪边,便开玩笑说,自己得把身体一分为二。士兵用带有性意味的话语与她调笑,并放低机枪,让她未经搜查便离开。这段交锋并没有带来可靠的保护——她能否平安离开,取决于与一名持枪官员之间短暂的互动,而其他乘客仍在看守之下。
后果与意义
角后女王经历的宵禁,与她岌岌可危的处境密不可分。她的工作、住处和社会关系为她提供了坚持下去的途径,却都无法使她免遭监视或暴力。她可以凭借机智和表演出来的身份应对盘查,但仍时刻警惕士兵可能跟踪她,或发现与她家相连的抵抗网络。
随着军事搜查蔓延至圣地亚哥,角后女王彻夜未眠,聆听卡洛斯和他的朋友们是否到来。天亮时,她已经销毁写有地址和电话号码的纸张、打扫好房子,并把自己的物品收拾进两个袋子,随后前往拉娜妈妈的住处。因此,宵禁最终带来的不只是行动受限,还有流离失所——国家对街道和住宅的控制,使角后女王无法继续把自己的避难所保留下来。小说将宵禁描绘为一种深入家庭生活的强制状态,同时展现了弱势群体如何在其中继续作出选择、承担风险并彼此照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