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未婚与职业生涯所承受的社会压力

我的警察

女性未婚与职业生涯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不断缩窄玛丽恩·泰勒想象中的选择,使婚姻既像个人愿望,又像社会设定的期限。教师工作让她有了收入,也让她拥有一方能发挥所长的天地,但她逐渐学会在谈话中谨慎对待这份工作,并担心别人会据此给她贴上某种女性形象的标签。小说将这种压力与施加在警察汤姆·伯吉斯和博物馆专业人员帕特里克·黑兹尔伍德身上的不同要求并置——体面规范束缚着三人,但他们承担的风险和获得的回报并不相同。

工作与婚姻期限

玛丽恩开始领取正式薪水后,西尔维建议她很快就能租一处自己的住处。玛丽恩已经开始存钱,也考虑过独自生活,但她并不向往这种前景。按照她对那个时代的理解,女性若能避免,就不会独自生活。因此,经济独立虽真实存在,却并不完整——金钱打开了一扇门,而社会习俗却让跨过门槛显得像是背离了人们认可的生活方式。 玛丽恩的工作也使她与熟悉的话题渐行渐远。她和西尔维通常会聊罗伊、电影和唱片,而自从玛丽恩开始教书以来,两人见面的次数就少了。在家里,玛丽恩也会避开学校和职业的话题。她的家人不喜欢上学,因此把教师视作对立的一方;尽管他们为她在文法学校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却对她决定当教师感到不解。玛丽恩担心自己显得高人一等、自以为是,常常不谈自己每天如何度过。她的沉默并非只是因为别人不感兴趣——这也是她为了避免受到评判而采取的做法,因为家人不理解她为何重视这份工作。

害怕终身未婚

春天将近时,汤姆亲吻过玛丽恩的脸颊,也牵过她的手,两人每周至少见一次面,通常还有其他人在场。对玛丽恩来说,这样的恋爱已不够了。母亲提醒她还不算太晚,这让她更强烈地感到时光流逝;昔日同学相继结婚,也使终身未婚的可能性显得越来越迫近。她想象一只老钟滴答作响,仿佛正倒数着一个时刻——届时人们会认定一个女人已经错过了机会。 玛丽恩对朱莉娅形成的社会印象也加深了这种恐惧——朱莉娅是一位未婚女性,靠自己的收入生活,读书过多,穿长裤,推着购物车购物,而不是带着孩子出门。玛丽恩意识到,尽管自己也是教师,却已经接受了“职业女性”意味着一种不受欢迎的命运这一观念。这里的对比十分鲜明——使女性独立的特质,被重新解释成她孤单、不够女性化或没有正当归宿的标志。玛丽恩给学生讲珀耳塞福涅与得墨忒耳的故事时,看着窗外光秃的枝条,感到自己再也无法被动地等待婚姻来决定未来。

工作与婚姻中的体面规范

婚姻期待也存在于汤姆的职业之中。汤姆说,一位高级警官曾问他什么时候会找个女人,成为一位体面警察的妻子,还警告他说,未婚男性可能难以晋升。婚姻被呈现的不只是私人的陪伴关系,也是证明职业适任的凭证。因此,汤姆的职业与传统家庭形象紧密相连;而玛丽恩的职业则被视为她可能需要为了婚姻和母职而放在次要位置的事。 在一个与帕特里克共度的夜晚,女性工作的议题被明确提了出来。晚餐时喝着酒,帕特里克问玛丽恩如何看待职业母亲,以及她们是否会因为家庭问题而受到指责。她读到过一则报道——一名女教师因儿子死于肺炎而受责备;但当时她还没有准备好提出一套成熟的论点。她能说的是,即使有了孩子,她也不想放弃工作。后来,朱莉娅询问她的政治立场时,玛丽恩明确表示,母亲应当能够工作,男女也应当平等。从迟疑的感受转变为明确表达立场,并不意味着围绕这一问题的社会争论已经尘埃落定;这表明玛丽恩开始找到语言,表达自己先前难以说出口的想法。 对于性取向遭受污名的男性,体面规范发挥着不同作用。汤姆谈到警察对男性的骚扰,并将帕特里克与那些屡遭警察风纪组盯上的人区分开来,强调帕特里克有一份体面的工作。这种区分揭示了职业地位虽能提供有限保护,却无法消除根深蒂固的偏见。1957年10月,一桩涉及布莱顿警察高层的腐败丑闻短暂地让帕特里克抱有希望——他以为受到公众羞辱的会是警队领导,而非弱势的打击对象。随后,他又担心诚实的警察也会因此遭殃。这一事件展现了机构声誉与惩罚威胁如何侵入私人生活,尽管玛丽恩面临的特定压力仍是要求她结婚并遵从规范的性别化要求。

愤怒、选择与保护的限度

这些压力在玛丽恩的婚姻中交汇。发现汤姆不在家后,她把婚礼上收到的茶碟摔向厨房门,翻找他的衣服和床头柜,最后只找到一张电影票;那部电影他并没有和她一起看。她的愤怒并未带来她想要的确切答案。家中的物件和婚礼赠礼让这一幕格外沉重——与体面生活相关联的家,成了玛丽恩借以将疑虑化为行动的地方,然而搜查物品并不能消除这种疑虑。 玛丽恩也以另一种方式运用与她的公众身份相连的权威。她给布莱顿博物馆与美术馆的霍顿先生写了一封匿名信,称帕特里克会危害儿童,并会损害博物馆的声誉。这项指控把围绕帕特里克的社会污名变成了机构手段。这是一种苦涩的反转——玛丽恩自己的职业一直难以启齿,她的未来也一直被拿来与婚姻期限衡量;如今,她却援引职业声誉与公众保护的话语,使另一个人面临后果。这封信表明,体面不只是一种理想;机构可以据此采取行动,指控也可以借用体面的语言。 凌晨一点一刻,一名警察敲响玛丽恩公寓的门后,帕特里克被捕。汤姆在家里把消息告诉玛丽恩,他惊魂未定,担心案件也会毁了自己。起初,玛丽恩提出把婚姻中的过往抛在身后,重新开始;汤姆坚持说,帕特里克被监禁以及两人的秘密曝光才是眼下的危险,于是她表示会支持他辞职并另找工作。她的回应显示,妻子这一预期角色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成为一种主动采取的策略——她运用自己的收入和情绪上的镇定来拯救丈夫。这一事件并没有消除她的工作与传统婚姻之间的冲突。相反,它展现出女性的独立即使能成为婚姻不可或缺的支撑,社会期待仍会主要通过婚姻来界定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