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收听外国广播的规定

禁止收听外国广播的规定将调听境外广播定为刑事犯罪，使家用收音机可能成为招致惩罚的工具。在维尔纳·普芬尼希和尤塔·普芬尼希的故事中，这项规定通过苦役警告和行动限制渗入私人生活；与此同时，国家对无线电传输和设备持有的控制不断加强，使收听本身成为一种政治风险。

规定及其威胁

一封写给一位教授的信说，收听外国广播已经成为刑事犯罪。信中描述的后果不是小额罚款，而是苦役——每天敲碎岩石十五小时、制作尼龙袜，或在矿井里劳动。信中将这种惩罚描绘成一种可信的威胁，影响着日常选择，但并未指出相关罪行所依据的具体法规、司法程序或执法案例。

这封警告是写给一些处境本已岌岌可危的孩子的。埃琳娜夫人说，他们必须放学后直接回家；信中解释说，尽管他们不是犹太人，贫困也很危险。这种并置传达了他们的脆弱感，却没有证明贫困是法律规定的受罚理由。这项禁令的实际影响立刻显现——包括放学后回家、决定是否把信托付给某人等日常活动，都笼罩在风险之中。

无线电既是窗口，也是隐患

在禁令的威胁进入他们的生活之前，维尔纳·普芬尼希和尤塔·普芬尼希在废弃物中发现了一台收音机——一个缠着电线、夹在两片松木圆盘之间的圆筒，连着电线和一只耳机。他们的发现为他们打开了一个充满远方声音的世界。他们夜里一起收听，其中一段沙沙作响的广播里，一名年轻人用法语谈论大脑如何建构一个光的世界。这台收音机带来的不仅是娱乐，还有知识，以及跨越国界的想象性联结。

随着政权的广播力量不断扩张，这种开放变得更难维持。信中，写信人描述了勃兰登堡的一座发射塔，名为德意志广播电台三号，据说高三百三十多米，几乎挤掉了调频刻度盘上的其他所有信号。据说一位邻居能通过自己的补牙听到它的广播；信中将此视为一种耐人寻味的可能，并未把它说成经证实的技术事实。两者形成了鲜明对照——国家自己的信号仿佛几乎无从躲避，接收境外声音却被定为犯罪。

恐惧、隐秘与不均衡的控制

写信人说，没有人愿意帮她寄出这封信，连她的兄弟也不肯，于是她决定独自寄出。因此，这项禁令控制的不只是调谐接收机的行为——它还助长了隐秘行事，使得连谈论收听广播都显得危险。这封信本身也成了一次冒险的联络尝试，试图联系一位至少两个月未曾听到声音的广播员。信中流露出的不确定——究竟是广播停播了，还是接收失败——表明审查和技术干扰有时难以区分。

另一道针对被占领的圣马洛发布的命令，要求居民在次日中午前将收音机交到沙特尔街27号，否则将面临被当作破坏分子逮捕的威胁。这是一道强制没收令，与禁止收听外国广播的规定并非同一项规则。不过，将两者放在一起看，便能看出无线电受到控制的两种不同方式——把接收广播定为犯罪，以及没收使接收成为可能的设备。两者共同作用，使无线电既成为远方声音传来的渠道，也成为国家强制手段针对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