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施瓦茨流亡美国

重逢

汉斯·施瓦茨流亡美国,既是离开德国的实际行动,也是与他曾视为故乡之地长期疏离的开端。十几岁时,为了他的安全,他被送往国外;此后他在美国建立了成年后的生活,但父母的离世以及他与德国联系在一起的敌意,使这场分离始终未能得到化解。数十年后,昔日母校的一封呼吁信让往事再次鲜活起来,表明距离并未抹去他与故土的联系。

决定与离开

十二月初,汉斯的父亲把他叫进诊室,告诉他自己和汉斯的母亲已经决定送他去美国。作出这个决定前,汉斯在学校里日益孤立。他的父亲承认,他在学校的处境想必并不轻松,并担心上大学后情况会更糟。他把这次迁居说成暂时之举,认为只要政治风暴过去就可以回来,并相信德国人几年之内便会恢复理智。

汉斯的父母并不打算和他一起离开。他的父亲坚称德国仍是他们的家,他们会留在那里;与此同时,他把这次离别说成是让年幼的儿子保住未来的机会。住在纽约市的亲戚会照看汉斯,并为他安排上大学。他的父亲还劝他不要争辩,强调这场分别对全家来说会有多么艰难。因此,这项决定在实际层面上提供了保护,却把离开的重担单独压在汉斯身上。

计划很快付诸实施。圣诞节时,汉斯离开学校,并于一月十九日、也就是自己的生日那天启程前往美国;那一天距离康拉丁·冯·霍恩费尔斯走进他的生活,恰好将近一年。生日使这次离开成为一道分界,隔开了他在德国的童年与国外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出发前两天,汉斯收到一首由博拉赫和舒尔茨共同写下的告别诗。诗中充满敌意和反犹嘲讽,把他的离开变成了公开的拒斥,与他父亲私下坚称分别不会长久形成鲜明对照。

在美国建立生活

原本承诺的短期停留延续了数十年。叙述时,汉斯已经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年。他抵达后继续上学,随后在哈佛大学学习法律,尽管他自己的志向是成为诗人。他父亲的表亲不肯把诗歌当作职业看待,坚持要求汉斯先学法律,把写诗留作闲暇时的事。汉斯照办,二十五岁时成为律师,后来娶了一位波士顿女子;两人有一个孩子。

按通常的标准衡量,这样的生活算得上成功。汉斯说自己的法律事业还算顺利,大多数人会认为他很成功。但叙述把这番成就与他原本向往的未来并置,而没有把它说成愿望的圆满实现。他的法律事业源于一位亲戚务实的安排,而诗歌仍是他本人未能实现的志愿。因此,他安定的成年生活与最初造成这一切的离乡经历并存——他在美国建立的生活真实存在,但它始于危难与分别之际作出的决定。

德国——一场未愈的离别

汉斯的父母留在德国,却未能熬过纳粹迫害的岁月。汉斯的父亲曾穿着军官制服和勋章,包括铁十字勋章(一级),公开站在一名纳粹分子身旁;那人当时正在诊室外展示一张反犹告示。人群聚集起来,敌意转而指向那名纳粹分子;他最终离开,之后也没有人接替他的位置。几天后,汉斯的母亲熟睡时,他的父亲打开了煤气,两人双双离世。他们的死使原本被说成短暂的分别无法挽回;汉斯庆幸他们没有死在集中营里。

此后,汉斯试图躲避德国人,也不再打开德语书籍,包括贺尔德林的作品。他的叙述把这种回避写成一种试图遗忘的努力,而不是过去已不再重要的证明。他偶尔会遇到因反抗希特勒而被关押过的德国人,但在接纳他们之前,总会先查明他们的经历。即便是这些曾经抵抗过的人,似乎也都背负着罪疚感,而汉斯对他们心怀同情。同情并未消除他的谨慎,也没有让这些相遇变得轻松。

汉斯仍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只是带有美国口音。他不喜欢使用德语,和德国人交谈时还会假装自己说起来很吃力。他说,这种伪装成了一层保护性的面具,而且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的。因此,他的流亡仍体现在日常交谈之中——语言完好地保留了下来,但说起它就可能让他想起与那个他已离开的国家相关的伤痛。两地之间的距离不只是地理上的,也是他有意筑起的一道屏障,用以抵挡失去亲人的回忆。

母校唤回往事

多年后,卡尔·亚历山大文理中学寄来一封呼吁信,随信附有一本小册子,里面列着姓名,并请求捐款修建一座纪念碑,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的男生。汉斯不明白学校是如何找到他的地址,又为何还记得他曾是这里的学生。他最初的反应是拒绝这封呼吁信。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已经从生命中割去了十七年,不想与学校的死者或曾经属于自己的社群有任何瓜葛。

他改变了主意,读完了这封呼吁信。四百名昔日学生已经阵亡或失踪。随信附上的姓名按字母顺序排列,汉斯逐一查看名单,同时避开字母表中第八个字母对应的部分。他认出了班上两个男生的名字,尽管其中一人他已记不太清楚。这次相遇让纪念碑不再只是一个捐款请求——它唤回了那个让流亡生活将他隔开的社会世界,也显露出记忆如何既保存了那个世界,又使它逐渐淡薄。汉斯曾试图与那些岁月划清界限,但这封呼吁信和名单又把他拉回与它们的联系之中。

流亡的意义

汉斯离开德国,起初是为了保护一个年轻人免受日益恶化的政治局势影响,但这件事带来的后果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计划。他的父母相信全家很快就能团聚,最终证明是个悲剧性的错误;汉斯在大洋彼岸长大,建立了职业生涯和家庭,却始终对故国的语言和人民保持戒备。后来母校的呼吁信考验了他声称自己已经切断与过去联系的说法。他拒绝认同那些死者,随后却又读起他们的名字;这是一次微小却意义重大的重新关注。

因此,汉斯的流亡既不是彻底的逃离,也不意味着他已完全融入新环境。他在美国建立了生活,但维持这份安稳的方式包括自我保护、回避,以及压抑早年的身份认同。叙述重新提及母校的纪念册,展现了遗忘的限度——即使在国外度过数十年,一份姓名名单仍能重新开启他以为已经切断的联系。他的一生既记录了适应的过程,也记录了一场始终未能彻底成为过去的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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