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洛与库尔茨相遇及遗言牵连
黑暗之心马洛与库尔茨相遇及遗言牵连是在距离、相遇和回忆中形成的。在马洛认识库尔茨这个人之前，他便因一个名字及其所代表的影响力而站在库尔茨一边；两人相处之后，马洛声称，他们的亲密程度已达一个人所能与另一个人达到的极致。库尔茨的遗言随后让马洛肩负双重责任——为自己认识的那个人作证，并决定丧亲的库尔茨的意中人能够听到什么。
始于距离的关系
马洛第一次听说库尔茨时，还没有见过他，也无法把一个明确的形象与这个名字联系起来。库尔茨与内陆和象牙的前景相关联，但对马洛而言，他依然遥远而不真实，仿佛一个难以想象的存在。名字与其所指之人之间的距离至关重要——马洛最初的承诺并非源自对库尔茨本人的了解，而是源自库尔茨可能代表的意义。
在中央站，马洛意识到，库尔茨即将到来的消息令那位觊觎助理经理职位的人心绪不宁，因为此人原以为自己会在现任经理手下得到晋升。在随后的交谈中，马洛让对方以为自己在欧洲有影响力。他这么做，是因为他设想这种假象或许能帮到库尔茨，而他当时仍未见过库尔茨。这是马洛性格中早期且影响深远的一处矛盾——尽管他厌恶说谎，却为了支持一个此时对他而言基本只是名字的人而接近谎言。他的忠诚先于相识，而忠诚的对象部分是由他人的谈论塑造出来的一种观念。
前往库尔茨驻地的旅程为这一观念提供了背景，却没有立即解开谜团。河道隐蔽不明，要求马洛集中精力操船；森林与艰难的航程则使目的地显得远离他熟悉的生活。他把荒野描述为威严而不可测，却也强调，操舵并让汽船继续前进的工作，足以使荒野更深层的意义暂时退居视野之外。在这种分裂的体验中，库尔茨仍在马洛前方——他即将前去会见的人，却还不是一个能被他充分理解的人。
相识与亲密
相识之后，马洛对两人关系的描述强烈得多。在与库尔茨的意中人交谈时，他说自己对库尔茨的了解，达到了一个人所能了解另一个人的程度。这番话是在一个笼罩于悲伤中的房间里说的，并非对两人关系如何开始的冷静陈述。她相信，了解库尔茨便必然会仰慕他；马洛回应说，库尔茨确实非同寻常，但在她始终期待他继续称赞库尔茨时，他的话语却渐渐停顿。
马洛后来的回忆使人无法把亲密关系简单描绘成仰慕。他记得库尔茨对自己搜集的象牙所作的辩解——库尔茨认为象牙归自己所有，因为贸易公司并未为此付钱；他预料贸易公司可能会索要象牙，并把争端说成公正问题。马洛的记忆既保留了库尔茨自信的辩解，也保留了对其欲望与内心痛苦的更广泛印象。因此，亲近地了解库尔茨，并不意味着接受他对自己的说法。马洛一并记住库尔茨言辞的力量、自我辩护的主张，以及那些无法由言辞解决的令人不安的现实。
库尔茨的遗言使马洛不仅成为亲密之人，也成为见证者。库尔茨的意中人问马洛是否陪伴库尔茨直到最后时，他确认自己确实在场，也听到了库尔茨最后说的话。可当他准备复述时，却惊惧地停了下来。这一停顿标示出亲近关系变成选择重担的时刻——马洛掌握着她想知道的事，也明白把真相告诉她会改变她请求他为之保留的慰藉性叙事。
记忆、忠诚与隐瞒的真相
库尔茨死后，马洛最初把他想作那些逝者之一，他们的离去只留下模糊的印象。然而，在归还库尔茨的信件和肖像的路上，马洛又在记忆中看见了他——一个强大而令人难以摆脱的存在。这段回忆把这段关系的几个方面聚合于同一场景——库尔茨作为雄辩与抱负的化身、穿越森林的旅程、鼓声，以及马洛听到的遗言。这个死者不再只是过去的一位相识之人；他已成为一种积极力量，影响着马洛对当下的理解。
马洛不确定自己探访库尔茨的意中人的动机。他想到好奇心、一时的忠诚，以及把与库尔茨有关的剩余物品和记忆交还给过去的愿望，却无法判断哪一种解释才足以说明此行。这种不确定性使他的忠诚比单纯的奉献更为复杂。他想完成对死者的私人责任，却也意识到库尔茨的记忆仍对自己有多大影响，以及他的行为可能会如何塑造另一个人对库尔茨的留存印象。
库尔茨的意中人请求马洛告诉她库尔茨的遗言，将其作为此后活下去的凭借时，马洛用她的名字替换了自己实际听到的话。她如释重负，说明这个回答维系了她的信念——直到生命尽头，自己仍是库尔茨心中最重要的人。马洛没有纠正她。他思忖自己是否剥夺了库尔茨曾声称想要的公正，最终却认定自己不能告诉她真相。因此，马洛与库尔茨相遇及遗言牵连延续到了库尔茨死后，成为马洛有意隐瞒的行为——他保护库尔茨的意中人对库尔茨的理想化记忆，同时隐去只有他能够提供的最后证据。
叙事意义
马洛与库尔茨相遇及遗言牵连通过回顾性叙事呈现，而叙事一再检验知识所能达到的限度。马洛早期的讲述强调，经验无法完整传达，名字也无法让听者认识名字背后的那个人。他后来坚称自己对库尔茨的了解达到了一个人所能了解另一个人的程度，却并未消除这种不确定性；相反，这番话与他无法解释自己究竟为何为库尔茨行事，以及最后的忠诚究竟要求他做什么，并置在一起。
框架叙述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张力。马洛讲完之后，独自静坐，周围的水道似乎通向黑暗。结尾没有定论——马洛的谎言究竟是出于怜悯、违背公正，还是对库尔茨记忆所负的责任——一种已无法与马洛自身判断分开的责任。因而，两人的关系并未以完整或令人宽慰的亲密关系叙述留存，而是作为一份备受争议的遗产延续下来——马洛知道库尔茨说了什么，知道自己选择用什么话告知库尔茨的意中人，也必须承受这两个版本之间的距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