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

1949年春是萨尔·帕拉代斯短暂尝试在丹佛定居与又一轮旅行之间的时间转折点。故事并非以得意扬扬的启程开场，而是从孤独和工作开始——那些曾经充实萨尔西部生活的朋友都已不在，而他开始从事的艰苦劳动也无法让定居生活变得有意义。这一季节开启了一条通往小说中动荡地理空间的道路；在这里，记忆中的地点、新的相遇和道路向前延伸的力量，反复动摇着家的观念。

重返丹佛

萨尔说，1949年春，他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教育津贴中攒下几美元，便去了丹佛，想着也许可以在那里定居。他想象自己成了美国中部的家长，这幅象征长久安定的图景立刻遭遇了孤身一人的现实。贝布·罗林斯、雷·罗林斯、蒂姆·格雷、贝蒂·格雷、罗兰·梅杰、迪恩·莫里亚蒂、卡洛·马克思、埃德·邓克尔、罗伊·约翰逊和汤姆·斯纳克，全都不在这座萨尔原以为能找到陪伴的城市里。

他沿着柯蒂斯街和拉里默街行走，又回到批发水果市场；1947年，他差点在那里谋得一份工作。工作十分折磨人——他和日本工人一起用千斤顶手动推动一节铁路货车，每拉一下，车厢只前进四分之一英寸；随后，他又把西瓜箱从冷藏车里搬到烈日下。这番体力劳作让他尝试定居这件事有了具体的分量，却没有赋予它意义；他仰望星空，问自己干这些活究竟是为了什么。

温莎酒店也让丹佛显出空缺。美国大萧条期间，迪恩·莫里亚蒂曾和父亲住在那里；萨尔再次在城里寻找他想象中的那个“忧伤而传奇的锡匠”。他没有找到记忆中的父亲——萨尔想到，人们可能会在蒙大拿之类的地方寻找一个像自己父亲的人，也可能会在朋友的父亲已不在的地方寻找他。由此，这家酒店将1949年春当下的孤独与迪恩早年的家庭经历联系起来，却没有消除任何一方的缺失。

城市与定居的局限

萨尔在丹佛四处行走，显露出一种不满；这种不满远不止于没有工作或没有同伴。在第二十七街和韦尔顿街一带的非裔美国人社区里，他想象白人世界给人的狂喜、生命、欢乐、音乐和夜晚实在太少。他在一间小棚屋买了热辣的红辣椒，穿行于街巷之间；墨西哥裔和非裔美国人的住宅、门廊、谈话声与孩子们构成了他的夜晚。这些观察流露出他对自身白人身份所附带的种种抱负感到不满，不过，他渴望体验他人的生活，这仍是他自己的投射，而非对那些生活的了解。

这种不安追溯到了他在加利福尼亚留下的生活。萨尔将自己的白人抱负与抛下特里一事联系起来；特里和他一起在棉田生活，那种归属感不同寻常，却直接而具体。那段日子里，萨尔采棉很吃力，特里和她年幼的儿子约翰尼却干得更快；萨尔采了五十磅，只挣到一美元五十美分后，特里热了他买来的食物，三人一起在帐篷里度过夜晚。这番对照让春天的归来带上了个人代价——萨尔想象中的安定家长角色，并未抹去他曾离开的那个女人和孩子，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

道路再度开启

这一季节中的行程属于更大的旅行与归返模式。萨尔第一次西行始于1947年7月；他带着从退伍军人津贴中攒下的大约五十美元、一个帆布袋，以及沿着6号公路朝埃利和洛杉矶方向前进、最终抵达太平洋的计划。后来到了10月，他从好莱坞搭巴士东行，穿过沙漠和几个州，最后从匹兹堡继续返家，身上只剩一角钱。因此，到了1949年春，丹佛并不是一个从未到过的新起点，而是一处叠加着往日旅程、往昔工作和落空期望的地方。

随着小说从春日开篇继续向前，旅行再次取代定居计划。道路带着萨尔经历新的重逢和熟悉的风景，包括横渡密西西比河和穿过伊利诺伊州；再往南，通往蒙特雷的旅程从沙漠上升到山间空气清冽的高原。季节为这段行程标出了起点，而反复经过的路线则让启程本身显得周而复始——地点再次出现，但与之相连的人和希望并不会一成不变。

叙事意义

1949年春通过萨尔回顾性的第一人称叙述呈现，但故事并未将这一季节铺展成按日排列的事件记录。相反，叙事以一系列简练场景确立了当时的情感和现实条件——不在场的朋友、一寸一寸被推动的货车、与迪恩父亲有关的酒店，以及萨尔在丹佛的夜间漫步。他刚简短宣告打算定居，身体的疲惫和记忆几乎就立刻对这一打算提出了检验。

这一季节最关键的对照，是萨尔想象的父权式稳定生活与随后到来的流动状态之间的反差。丹佛提供了工作、街道和一位朋友的往昔痕迹，却没有一样能带来他渴求的陪伴或充实感。因此，春天标志的与其说是重新开始，不如说是重新面对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归属究竟可以在哪里找到。眼下的答案是继续前行——尽管道路上反复出现的景色，总会让过去一路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