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受指控者同在的上帝

《与受指控者同在的上帝》指的是奥斯汀通过表亲达林遭监禁并死亡而经历的神学转变——她开始明白，上帝与那些遭到指控、被监禁并被称作罪犯的人同在，而不只是与那些生命经得起无罪检验的人同在。这一信念拓宽了她对种族正义的理解，使其超越教会范畴，并拒绝一种观念——黑人必须完美无缺，才配得到怜悯或拥有生存权。

从黑人教会到更广阔的神学

奥斯汀的理解源自她在黑人教会中形成的信仰。童年时，她认识到耶稣基督关怀贫困和患病的人、处于痛苦中的人，以及面临关系破裂或遭受主管残酷对待的人。教会的讲道将这些挣扎视为真实存在，同时坚称，心碎与困苦不必成为一个人故事的终点。这不是抽象的神学——关怀付不起水电费或找不到交通工具的人，与关心他们的灵魂同样重要。

后来，奥斯汀了解到詹姆斯·科恩这个名字，并阅读黑人解放神学的相关著作，但她明白，黑人耶稣所具有的解放力量，早已为她童年时所在教会的信仰所熟知。她曾听过的讲道让信仰具身而具体，与她学校里的礼拜仪式不同。这一基础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她看来，达林的人生不能只被视为刑法问题。他所受到的对待要求她从神学角度回应那些黑人生命；她自己相对优渥的经历此前并未迫使她直面这些生命。

达林与刑事司法制度

达林追求说唱事业，并靠卖毒品支付录音室费用。他所处的环境中，各项政策加重了对毒品犯罪的惩罚——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项针对多项毒品犯罪规定强制最低刑期的法案，同时，警察部门也严厉打击非暴力犯罪。作为一名年轻的黑人男子，达林屡次遭警察拦截，在街上被脱衣搜身，被警员殴打和羞辱，也多次被捕。奥斯汀逢假期回家时，家人有时会告诉她，达林又进了监狱。

达林在家时，是一位尽心的父亲，十分喜爱年幼女儿活泼好动的样子。奥斯汀记得，全家人低头感谢上帝，让彼此能够相伴。这份温情与另一则消息并存——达林触发了三次定罪加重刑罚规则，将因一项非暴力罪行被监禁十年。对奥斯汀而言，这个刑期的长度十分具体——相当于她的高中和大学岁月，外加两年的成年生活。

多年后，奥斯汀在密歇根州一边全职工作，一边攻读社会正义硕士课程。她读了吉米·圣地亚戈·巴卡的回忆录《立足之地》。书中对监狱暴力、单独监禁以及自我防卫压力的记述，让她开始思索达林正在经历什么。她不知道达林是否遭到其他囚犯或工作人员的暴力对待，是否有人扣留他的信件，也不知道他必须学会哪些规则才能活下来。这些都是疑问，而不是她可以声称自己知道的事实。但这本书让她更难接受两人之间的距离。奥斯汀决定给达林写信，而不是等他获释，也不再依赖生活最终或许会让他们重逢的希望。

悲痛、愤怒与受指控者

达林回信，给予奥斯汀怜悯与爱；她迫切地想要了解他。她开始写另一封信，却不确定他能否收到。仅仅几周后，他就在狱中去世。家人哭着打了数小时电话后，监狱官员告诉他们，达林和其他参加荣誉项目的男子在暴风雨突然来袭时身处户外。普通囚犯收到过警告，但荣誉项目的男子没有收到。大雨倾盆时，他们试图返回室内；一道闪电击中，达林因此身亡。

在守灵时，奥斯汀手捧圣经，里面夹着达林的信。他的笔迹让她想起他风趣、仁慈、满怀希望、与家族历史相连，也渴望回家的样子。一周后，一名刚获释的男子在教会里上前表示要重新委身于上帝，他十岁的女儿奔进他的怀抱。会众为他们重逢而欢庆。奥斯汀觉得这一幕很美，同时又怒不可遏——达林的女儿刚刚得知父亲已经去世，再也不会回家。这种反差让人再也无法置身事外，不去看待第二次机会分配得何其不平等。

奥斯汀并不害怕自己对上帝感到愤怒。她认为圣经是人们向上帝倾诉愤怒的地方，于是先让悲痛发声，之后才进一步追问国家对被监禁者负有什么责任、达林曾遭遇怎样的警察对待，以及强制最低刑期政策的问题。达林的死也使她追问，自己的神学如何看待与她不同的黑人生命。她不得不拒绝这样一种想法——达林没有达到基督教所要求的无罪或完美标准，因此他的生命价值更低。

《与受指控者同在的上帝》的含义

奥斯汀预料，有些读者会把达林的死归咎于他贩毒或有犯罪记录，也有人会用贬低人格的称谓，让他的死亡看起来像是咎由自取。在这种评判中，她看到了种族双重标准——犯下严重罪行的白人仍可能被视为只是做了错事的人，而黑人却常常必须努力争取他人承认自己是完整的人。要求黑人完美无缺，就成了获得同情、恩典或正义的条件。奥斯汀拒绝接受这一条件。

她的回答并不是说达林的死能够挽回；这是不可能的。相反，她认为，耶稣基督明白遭到指控和监禁意味着什么，并且死时头戴荆棘冠冕，上方还标示着一项罪名，这一主张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上帝与受指控者同在，使那些遭社会谴责的人也能在基督教信仰中被看见。这不能抹去监禁造成的伤害，也不能让达林回家，却改变了哪些人能够得到神学关怀。

这一理解也与奥斯汀此前描绘耶稣基督在圣殿中愤怒的形象相连。在那里，耶稣基督斥责腐败官员，掀翻家具，放走动物，为贫困者、受伤者和儿童腾出空间。奥斯汀设想，那些没有权力的人会认出这种愤怒具有解放的目的，即使其他人称它具有破坏性。在这些思考中，愤怒并非信仰的反面——它可以揭露不公，并捍卫人们拥有归属的可能。

因此，达林的死拓展了奥斯汀对种族正义与和解的阐述。讨论不再局限于黑人和白人教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局限于教会内部的不公，而是成为理解上帝如何在世间行事的框架。《与受指控者同在的上帝》坚持认为，受到社会谴责的人依然值得被看见和关怀。对奥斯汀而言，这一信念与如实讲述惩罚黑人社区的制度密不可分，也与拒绝用毫无瑕疵的无罪标准衡量黑人生命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