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夫曼接管霍夫曼建立毒品网络并引发人质危机的阿斯普索斯监狱毒品交易，始于一场精心安排的权力更迭——他先败坏监狱三名主要毒贩的名声并将他们除掉，随后以自己的名义引入新的货源。这场行动同时服务于两个彼此对立的目的——它确立了沃伊泰克组织在监狱内的控制权，同时也为瑞典警方提供了可能最终揭露监狱围墙之外该组织的信息。

进入封闭机构

对皮耶特·霍夫曼而言，抵达霍夫曼建立毒品网络并引发人质危机的阿斯普索斯监狱，是经过大量准备后跨过的一道门槛。他已从教堂塔楼绘制出建筑分布图，并在候审期间借助埃里克·威尔逊的帮助，研究了G区囚犯与工作人员的情况。然而，这是他第一次进入这座高度戒备的监狱本身。办理入监手续后，他在近乎完全的隔离中度过十天——每天大部分时间待在一间五平方米的牢房里，没有访客，也接触不到一般媒体。物资与信息的匮乏使外面的世界变得遥远，也让他更加清楚地意识到，隔离会如何加深思念。

被带进监区后，霍夫曼从主管警员那里了解日常规矩——该去哪里、什么时候锁门，以及监区如何运作。这些细节构成了接管行动的实际准备工作。监狱是一个控制人员流动、安排通行时间并限制接触的封闭系统，因此权威不仅取决于是否掌握毒品，也取决于是否了解人员、信息与物品如何在监狱空间内流转。

霍夫曼没有谨慎等待别人接纳自己，而是让自己的到来引人注目。其他囚犯回来之前，他就坐在电视区，选了一个既能看见他们、也能让他们看见自己的位置。他占了另一个男人惯常坐的椅子，还用做过记号的纸牌玩单人纸牌游戏；这些当众违反惯例的小举动表明，他不会像受惊的新囚犯那样行事。他的目标是两名刑期很长的沃伊泰克组织成员——斯特凡·利加斯和卡罗尔·托马什·彭德雷茨基。他们已经为霍夫曼的到来做了准备，通过斯特凡的律师取得监狱与警方记录，并四处散布相关信息。晚餐时，两名年长囚犯要求查看他的文件。霍夫曼没有阻止事态发展；这场交锋让他有机会通过监狱非正式的尊重与敌意准则确立自己的地位。

清除原有毒贩

第一个决定性的举措并非公开争夺顾客，而是清除监狱里原有的供应者。霍夫曼持有四十二克安非他命，标称纯度为百分之三十，藏在四本图书馆书籍里。他利用这些毒品扳倒三名主要毒贩。搜查一名希腊囚犯的牢房时，工作人员在窗帘杆后发现一袋十四克的安非他命；之后，H区不同楼层的两间牢房里又各发现一袋同样分量的毒品。三名囚犯被带离霍夫曼建立毒品网络并引发人质危机的阿斯普索斯监狱；那名希腊囚犯将被转往库姆拉监狱或哈尔监狱，另外两人也将在监狱度过最后一晚。

这场行动的关键，是让毒品被发现看起来像例行安全检查的结果，而不是对原有市场的挑战。霍夫曼遭到搜身，牢房也被检查，但搜查人员没有在他那里找到要找的东西。他接受了自己表面上的身份——一个正受审视的罪犯——也承受了囚犯们对被认为是告密者之人的怀疑与敌意。搜查完成、竞争对手离开后，他便可以把他们的离场视为新供应者出现的契机。

行动的效果立竿见影，却尚未稳固。只睡了将近四小时后，霍夫曼便让自己保持警觉，防备看守短暂无法看见或听见牢房内情况时可能发生的袭击。枕头、椅子和塞在门边的袜子都是他的防备措施。他的恐惧没有让行动停下，而是界定了行动的条件。他必须活到新市场建立起来，同时还要表现得足够自信，让其他囚犯承认他的权威。

建立新的供应网络

下一阶段利用了五十枝郁金香，这批花经由监狱行政区域送入。花苞里藏着小包化学安非他命，这些毒品是在谢德尔采的一家工厂用花肥制成的。监狱长离开房间时，霍夫曼一次从十五个花苞里取出毒品，然后把小包藏在清洁推车上看似普通的垃圾之中。之后，他趁着监控摄像头之间的盲区取回藏好的货物。他用一个废弃杯子里的茶匙作为固定量具，把粉末分成七十五份，每份两克。

包装与转运和数量同样重要。霍夫曼把每份毒品包进塑料袋，藏在垃圾袋内的垃圾下面。他随身留了十一份，其余的则交由其他人经手，运往监狱的不同区域。他让囚犯向斯特凡订货，再通过斯特凡领取，借助沃伊泰克组织同伙已有的人际关系建立分销渠道。因此，这个网络并非只是一牢房里的毒品堆，而是一条从隐蔽存货通往单个顾客的受控路径，沿途有明确的供应者和中间人。

最初的分销规模受到刻意限制。起初，霍夫曼不会给任何顾客超过两克，即便对方哀求或威胁他也不例外。这七十五份毒品是要分给七十五名吸毒囚犯，让每个人都开始欠新任市场掌控者的债。第一次在监区内分发时，十一名顾客中有五人能用可观的犯罪所得付款；另有六人连衣服都买不起，霍夫曼便把他们视为将来在监狱外替沃伊泰克组织卖力的人手。毒品交易由此把眼前的消费与长期控制联系起来，将未偿债务转化为犯罪劳动力来源。

双重目标与暴露风险

对沃伊泰克组织而言，最初的销售在瑞典戒备最严密的监狱之一确立了新的供应者，并开启了该组织向监狱市场的扩张。对瑞典警方而言，霍夫曼的位置很有价值，因为他可能揭示货源、交货日期与分销渠道。计划是让行动逐渐扩大，直到沃伊泰克组织取得控制权、但尚未扩张到另一座监狱；届时，霍夫曼掌握的信息可能传到该组织位于华沙的核心。接管行动越成功，越能增强沃伊泰克组织的势力；而这场行动的另一重目的，则是让警方看清其结构，并最终使其易于摧毁。

这种双重目的使霍夫曼不得不依赖那些既是伙伴、也可能构成威胁的人。斯特凡和卡罗尔·托马什帮助除掉竞争者，并传递新货源的消息，但霍夫曼知道，如果沃伊泰克组织成员得知他的卧底身份保拉，他们就会成为处决他的人。后来，他曾视为保护者、也可能帮助他逃脱的四个人中，有一人被揭露为告发他的人。因此，这场接管从一开始就蕴含着不稳定因素——霍夫曼借助秘密建立的权威，依赖的正是一个同样可能背叛他的网络。

当暴露风险逼近时，霍夫曼选择申请自愿隔离，而不是假装监狱里存在轻而易举的逃脱办法。一支防暴小队护送他从G区转往C区的监区；申请隔离的囚犯可以在独立监区内活动，但无法接触监狱其他区域的囚犯。这次转移中断了他公开建立市场的阶段，却没有抹去接管行动已经取得的成果。此事确立了霍夫曼作为新供应者的地位，展现出通过掌控毒品与信息迅速改变监狱等级秩序的可能，也揭示了卧底权威与身份暴露危险之间狭窄的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