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亚尔大屠杀是吉拉·伯科维茨回忆自己童年时目睹的、对基辅犹太居民的大规模屠杀。在小说中，这道峡谷承载着两段历史——一处掩埋在绿色公园之下的万人坑，以及吉拉出卖家人后，亲眼看见兄弟们被带去赴死的地方。她在回忆中重返那里，使这场暴行与她余生所承受的罪责和为求生存而作出的选择密不可分。

命令与现场

叙述将屠杀置于1941年秋，始于一则日期为9月29日的公开命令。命令要求所有住在基辅及其郊区的犹太人于早上八点在梅利尼科娃街与多克捷里耶娃街交界处、靠近墓地的地点集合。他们被告知要带上证件、钱财、贵重物品和保暖衣物；任何不服从命令、被发现身处其他地方的人都受到枪决威胁。因此，这则公告把受迫的集合包装成行政要求，同时明确说明拒绝服从的后果。

巴比亚尔是位于城市旧边界的一道峡谷，被描述为一处荒凉之地。叙述还回忆说，守卫曾带着妻子和情人来到那里；人们遭到杀害时，他们却把这片地方当作自己出游的场所。屠杀发生前，女人峡谷曾象征爱情；在吉拉的记忆中，这种联想被在那里发生的一切压倒。这个地点的意义并未归结为单一、重现的过去——同一处地方既承载着它曾代表的生命，也承载着改变其意义的屠杀。

大屠杀

屠杀被描述为一场有组织的行动，由一支德国特别行动队和两个乌克兰警察营实施。吉拉记得，数百人被带到峡谷。人群中有男人、女人和儿童；叙述强调，年龄和性别都不能使人幸免。在不到四十八小时内，基辅三万三千多名犹太居民遭到杀害。行动的规模和速度表明，峡谷不仅是个人死亡的发生地，更是有组织灭绝过程的终点。

尸体被泥土掩埋，地表之下留下了一座万人坑。在小说的当下，这道峡谷已变成一座景色宜人、绿意盎然的公园。这种变化形成了鲜明对照，却并不意味着暴行已被抹去——眼前的景观可以遮住地下的一切，现场表面的平静也与被掩盖的历史真相并存。吉拉的记忆将埋在地下的事件重新带回此地，使公园的美景与万人坑成为同一段叙述的一部分，而非彼此对立的两种版本。

吉拉与她的家人

吉拉记得，自己藏在一丛树旁的高草中，距峡谷边缘约二十米，因为她想最后看一眼父亲和两个哥哥。她没有在那里看到父亲，却看见哥哥们在一群少年中；那些少年被铁丝绑在一起。少年们被迫移动，队伍中还有已经死亡或失去意识的人。吉拉的两个哥哥抵达峡谷边缘时都还活着；他们被迫跪下，随后遭枪击。叙述将兄弟之死置于这场大规模屠杀之中，却没有把他们写成所有遇难者的代表——他们仍是吉拉的家人，是她亲眼看见、却无法拯救的人。

这段回忆与吉拉承认自己出卖了家人的事实直接相连。在叙述的当下，她跪在现场，姿势与兄弟们当时相同，并感受到过去与现在同时存在。她把自己一生所做的一切都追溯到那个秋天。因此，这场大屠杀不仅是她曾经目睹的事件，也是她理解自身行为和后来采用的身份时所认定的转折点。

小说将她的背叛置于更广泛的告密历史之中。吉拉回忆，在斯大林的独裁统治下，朋友可能变成敌人，甚至坚定的斯大林主义者也不得安宁。德国人到来后，告密的要求仍在继续，只是针对的对象颠倒了——犹太人和共产主义者成了被告发的人。吉拉说，自己是为了适应环境、活下去而像其他人一样行事。这一背景并未免除她出卖家人的责任；它呈现的是她作出选择时所处的强制性政治环境，以及她此后始终承受的后果。

记忆与后果

吉拉的回忆将大屠杀的公共规模与她个人的失落、共谋和求生经历联系起来。叙述在官方公告、大规模屠杀、兄弟之死以及年长的吉拉在记忆中重返同一地点之间转换。这种结构使过去持续作用于现在——她不只是在讲述发生过的事，也在直面这场事件，并将其视为后来一连串选择的起点。

在她的叙述中，活下去的办法是成为一个不同于自己曾经那个犹太女孩的人。她认为，只有转变成一个强壮的年轻男人，才能适应环境并生存下来；这一转变使巴比亚尔大屠杀的后果延伸到死者之外。这一事件标志着家庭、身份以及拥有平凡未来的可能性遭到粉碎。峡谷被掩埋的历史与吉拉努力以另一种身份生活，成为彼此平行的隐匿形式，但两者都无法让过去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