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PD内部的信任与反告密守则
固有缺陷洛杉矶警察局内部的信任与反告密守则是一项不成文规定,它将职业忠诚视为警务工作的必要条件,并把警员背叛这种忠诚视为应受惩罚的理由。它最清晰的体现并非正式政策,而是一份谋杀委托——洛杉矶警察局要求阿德里安·普鲁士杀害警探文森特·因德利卡托,只称目标违反了守则。这一情节揭示了规则的核心矛盾——信任被称为不可或缺,但援引它的机构却隐瞒自身动机,并通过职业杀手强制执行忠诚。
守则及其执行
在成为帕克中心附近的常客后,阿德里安找到了新的谋生行当。他专门袭击政治目标,尤其是黑人和奇卡诺活动人士以及反战抗议者,通常使用自己收藏的棒球棒。警方容忍他的存在,也利用他的服务,却未必知道他的名字。对阿德里安来说,暴力打击政治对手早已成为固定行当;而这次被要求把一名警探列为目标,则打破了他熟悉的安排。
洛杉矶警察局找他杀害自己人时,阿德里安说,除非自己漏掉了什么,否则这项委托不像平常那样有吸引力。联络人援引守则作答:“干这行,”就必须有信任,一切都取决于信任。对方没有说明据称发生了什么违例行为,只说这名警探“违反了守则”;阿德里安问他是不是联邦线人时,联络人拒绝透露详情。因此,这项守则被说成绝对原则,但其具体适用情形却被刻意遮掩。
因德利卡托、阿德里安与帕克
被点名的目标是文森特·因德利卡托。阿德里安认得他,不仅因为他是名警探,还因为他曾向美联财务公司借款,而且每次都按时偿还本金和利息。就阿德里安能够核实的这段借贷关系而言,因德利卡托值得信赖。相比之下,洛杉矶警察局没有指明姓名的指控,却未附带任何具体细节。私人放贷者的亲身经历与机构守口如瓶的说法之间存在的落差,使外人无法独立判断所谓背叛究竟是否属实。
阿德里安也知道,早在这项委托出现之前,帕克·比弗顿就恨透了因德利卡托。因德利卡托最近因一项涉及大麻种子的轻微罪行逮捕了帕克,而帕克交保候审,等待判刑。洛杉矶警察局诉诸警察同袍情谊,因此正好与一桩私人恩怨交汇,也为招募枪手提供了实际助力。阿德里安起初试图激起自己面对活动人士和色情出版商时曾有过的那种致命愤怒,却发现自己并无此意。他召来帕克,把参与这件事说成是想帮他处理被捕一事,于是将一个私人仇敌拉进一场被包装为机构必要之举的谋杀。
线人与相互竞争的说法
这一情节置身于一个更广阔的环境之中——在这里,线人身份既是安全方面的隐患,也是官方构造叙事的工具。联邦探员就塔里克·哈利勒盘问多克·斯波特洛,并称哈利勒是个他们熟知的黑人监狱激进分子。他们列出一连串引人猜疑的时间顺序——哈利勒拜访多克,哈利勒的一名熟人次日遇害,米奇·沃尔夫曼失踪,而后多克因涉嫌犯罪被捕。多克反驳说自己已经获释,并把探员的注意力引向掌握案卷的大脚·比约恩森。
接着,多克推测,一旦失踪时间超过二十四小时,联邦当局或许就会考虑采用绑架这一说法,并把沃尔夫曼遭绑架归咎于黑豹党的一次行动。探员交换了一个紧张的眼神。他们的反应并不能证明多克的推测正确,却显示官方说法很容易被想象成掩护,而所谓政治动机也可能对调查人员有所用处。援引既定理由却隐瞒真实目的,这种落差同样笼罩着洛杉矶警察局对因德利卡托违例一事的解释。
科伊·哈林根的经历让线人问题变得更加切身。他加入加州警戒组织后,被派去打入反战、反征兵和反资本主义团体;最终他意识到,自称爱国者的指挥者本身也受更高层级的权力操控。招募他的人把他归类为“易上瘾型人格”,并指望他难以脱离线人工作,正如他曾难以戒掉海洛因。另一次与多克交谈时,科伊指出,人们有时会询问自己早已知道答案的问题,只是想从另一个人的口中听到答案。这一洞见既描述了情报工作的手法,也道出了其氛围——信息不只是被收集,还会被引出、检验,并被用来服务于既有说法。
作为机构双重标准的忠诚
这项守则的道德说辞与援引守则的体制行为大相径庭。洛杉矶警察局让外包人员阿德里安对一名警探施暴,却不透露那些能够说明目标为何据称背叛的事实。要求警员忠诚时,忠诚被视为绝对要求;但机构本身却不必遵循同样的公开与问责标准。因此,这项守则与其说是一条透明的规则,不如说是一种受控制的定性——掌权者可以认定某人违例而不作解释,继而在常规警务程序之外安排惩罚。
这种结构呼应了小说对信息与地方支配权的更广泛审视。联邦探员关注黑人政治团体之际,多克却怀疑联邦当局对沃尔夫曼的兴趣另有目的。在别处,洛杉矶的土地景观承受着那些被描述为开发决策的后果——塔里克讲述了战时将南中央区的日裔居民迁走、再由黑人居民迁入的经过;土地使用史则把这场迁移与清拆社区、兴建新项目联系起来。在海峡景观庄园,所谓“米奇·沃尔夫曼理念”的说辞掩盖了旧社区的消失。这些不同情节并不能证明存在一个统一的阴谋,但它们共同构成一种政治氛围——机构给人群分类,为干预辩护,而受到影响的人只能自行推断背后被掩盖的利益。
洛杉矶警察局的守则以一种简洁而暴力的形式,呈现了这种氛围。守则声称警务工作以信任为基础,但读者看到的却是——一名神秘的上级援引信任,将其套用在行为细节始终未明的警探身上,再通过一个已因私人债务和敌意而与目标有所牵连的中间人来执行。守则的力量不在于解释因德利卡托究竟做了什么,而在于机构能够仅凭一项不忠指控,就使他身陷险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