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痛苦获得关注与认可

通过痛苦获得关注与认可，描述了查尔斯·卡伦一生中的一种模式——痛苦既成为私人的负担，也成为公开的表演。他以自杀举动和痛苦表现，试图让别人看见自己承受着多么深重的苦难，并以关怀回应。然而，他寻求的关注并不可靠——阿德里安娜·卡伦日渐疏远他，而米歇尔·汤姆林森则给予他渴望的同情与母性般的关怀。这种模式也使他作为父亲和护士的身份变得复杂，后来还考验着艾米·洛克伦能否调和对朋友的感情与可怕行为的证据。

让痛苦显现

卡伦的童年笼罩在抑郁、孤立，以及幻想自己死后会成为英雄、受到重视之中。九岁时，他把教会慈善募捐箱附带的化学实验套装中的化学品与牛奶混合；混合物让他生病，却没有杀死他。母亲于1977年在车祸中去世后，他再次试图自杀。他在山边医院住院期间第一次见到精神科医生，但当时还没有准备好开口谈论。叙述将他后来的行为置于一种早期信念之下——没有别人医治他的痛苦；与此同时，他决定由自己来处理这种痛苦。

区分死亡与表现得濒临死亡，成为核心所在。天主教教义让卡伦害怕自杀会使他被打入炼狱，但他可以让自己生病；在他的理解中，疾病带来一种平常生活无法给予的爱。在美国海军服役期间，他多次扬言自杀并付诸行动，包括喝下毒物后前往病房求医。这些举动让他坐上救护车并得到精神科照护，但这种模式仍然持续。痛苦不仅是他承受的东西，也可以召来关注，并暂时赋予他一个明确的角色——那个陷入危机、需要别人照料的人。

婚姻中的无回应观众

成年后，卡伦酗酒，使他与阿德里安娜的婚姻更加痛苦。阿德里安娜拿出在他脚柜里找到的酒瓶质问他，但他先否认饮酒，随后坚持说这不是问题。她看见酒精令他的抑郁加重；他则觉得酒最初能提振情绪、让杂乱思绪安静下来，并使他专注于自己。分歧并不只是他在受苦而她没有察觉。他认为她不理解自己的痛苦有多深，而他试图表现痛苦的举动愈发令她疲惫和愤怒。

有一次表演清楚地显露出两人的错位。卡伦安排阿德里安娜发现他正在与当地殡仪馆商谈安葬费用。另一次，他等她走进客厅，随后从沙发上摔到地板上，伸着舌头，处方药散落在身边。他以为这一幕能够证明自己的痛苦是真实的。阿德里安娜叹了口气，从他身边跨过，拿起一本杂志。他独自留下，把药片一颗颗捡起来，牢牢记住被忽视的伤痛，之后又想出更多博取同情的办法。他越是用无助的表现来逼阿德里安娜关心自己，她就越恨他。

到1992年11月，阿德里安娜已悄悄咨询过律师。她担心孩子们的安危；尤其不愿在卡伦工作的沃伦医院接受胆囊手术，除非先办妥文件，声明她打算与他离婚。她没有确切说明为何担心自己可能在那里遭遇不测，但这种恐惧促使她采取了具体的预防措施。她父亲陪她去做手术，她则谢绝访客，尤其不让即将成为前夫的卡伦探望。这一反差意义重大——卡伦希望通过显露痛苦来迫使对方给予的关怀，并没有恢复亲密或信任；阿德里安娜反而寻求疏远和保护。

他从别人那里得到的关怀

卡伦与米歇尔·汤姆林森的关系带来了不同的回应。在一次自杀事件后，米歇尔——沃伦医院遥测病房的同事护士，也是卡伦希望能发展为更亲密关系的朋友——到重症监护室探望他。他们谈论各自的烦恼，让他觉得两人很相似。他想象自己与她之间有着深厚的联系，认为她理解他的创伤。米歇尔以怜悯和母亲般的关怀对待他，建议他转到穆伦贝格医院的精神科病房，还带着鲜花去那里探望他。她坐在床边，听他自嘲时发笑。她的关注让他觉得自己迷人而受重视，这种印象变得足够真实，以至于他获准自行离开病房。

这种回应并没有化解这一模式，反而强化了卡伦对被视为脆弱、需要照料的重视。后来，他在一份手写的法庭文件中坚称自己与米歇尔有过性关系；他通宵写作，随后把一叠动议送到法院。他的写作也属于争取接触孩子的一场斗争。他相信孩子们钦慕某个特定版本的自己，并希望留住他们，这样自己就能成为他们想象中的慈爱父亲和富有同情心的照护者。他猜想，如果孩子们的关注能使自己满足，他或许就没那么需要给纳托利女士等患者下药。这段话呈现的是他自己带有条件的希望，而不是证明孩子们的爱导致或阻止了他的行为。

然而，家事法庭从他反复自杀的行为中看到了另一层含义。一名辅导员指出，自杀可能是一种极端形式，体现了对孩子的虐待、忽视、拒绝和遗弃。阿德里安娜的律师将这项评估与卡伦酗酒及警方出警的证据一并使用，并提出担忧——如果任由他与女儿们单独相处，他可能会一时冲动，结束自己和她们的生命。因此，卡伦用来寻求照料的那些举动，反而削弱了他声称自己是安全可靠父亲的说法。他的痛苦或许会引来关注，却也可能被视为强加给他人的危险。

认可、信任与同情的限度

艾米·洛克伦与卡伦的关系，使这一模式与医院的专业环境发生交集。她曾质疑新的胰岛素领用登记程序，认为它不准确，并追问为什么胰岛素要像麻醉药品一样管理。调查人员开始询问员工后，谣言把查尔斯·卡伦、胰岛素和一起死亡事件联系起来；护士们因为知道她是卡伦的朋友，也知道她曾反对这项规定，便避开艾米。她开始害怕调查可能会牵连自己，甚至检查自己的护士执照是否已经过期。

丹尼·鲍德温给她看了加尔牧师去世当晚卡伦的派克斯药柜系统记录后，那份打印件改变了她的想象。艾米曾替朋友辩护，认为针对他的指控不公平；现在，她能够想象他做出奇怪而可怕的事，尽管她无法将这种可能性与自己对他的印象调和起来。她的反应受到遭背叛的经历和信任困境影响，但感情仍然把她拉向他那一边。这并不是在同情与怀疑之间作抽象选择——她知道药物医嘱，也知道加尔牧师遭遇了什么；面对证据，她必须决定忠诚意味着什么。

艾米考虑是否帮助侦探时，同样的矛盾继续存在。她担心丢掉工作、欺骗卡伦和雇主，也担心信任可能出错或操纵她的调查人员。后来，在协助调查期间，她感到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中、孤立无援，害怕自己努力改善的机构会解雇她。看到蒂姆·布劳恩和丹尼·鲍德温工作到深夜，并与他们一起喝咖啡，让她觉得不再那么孤单。她逐渐深入参与调查，包括告诉调查人员关于塞纳电子病历系统患者记录的情况；与之相对，卡伦试图把痛苦转化为要求他人关注自己的理由。艾米的恐惧和脆弱并没有替她决定问题，却成为她依据所知采取行动必须付出的代价。

叙事意义

这一模式并不意味着卡伦的痛苦不真实，本书也没有把显而易见的痛苦视为无罪或道德价值的可靠证据。相反，它展现了他渴望被认可的心态如何与自我专注并存，也如何与他周围的伤害并存。他向阿德里安娜寻求同情，从米歇尔那里得到同情，并把孩子们的爱想象成稳定自己所渴望扮演的关怀者身份的一种手段。每段关系都体现了别人对同一种诉求的不同回应，但没有哪一种回应足以解释他的行为。

与艾米的对照进一步凸显了被视为受苦者与为自身所作所为负责之间的区别。艾米看到派克斯药柜系统记录后，并没有立即停止同情卡伦；信任与证据如今指向相反方向，正因如此，她的同情才变得痛苦。这个主题由此把私人生活与医院调查联系起来。它追问，关怀能够看见什么、又不能为哪些事情开脱；以及，要求别人把自己当作受苦者的诉求，如何会遮蔽那些已经受到伤害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