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的宫殿建在乐园树荫的废墟上
常识“国王的宫殿建在乐园树荫的废墟上”是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论述政府时的核心隐喻。它将他对社会与政府的区分化为一幅失落的图景——社会源于人的需求和相互情谊,而政府约束恶行;君主制则代表一种格外宏大的政治结构,它以牺牲更早、更和谐的状态为代价而建立。
含义与论证
这一表达出现在潘恩关于社会与政府有着不同起源和目的的论证中。社会因人的需求而产生,并使人们彼此团结;政府则因人的过错而产生,通过权威和惩罚约束行为。宫殿与树荫亭为这种对比赋予了建筑意象。宫殿象征集中的政治权力;树荫亭则令人联想到政治制度所取代的交往与安逸。
这一意象属于一种有所保留的论证,并非主张所有形式的政府都可以径直废除。潘恩称社会是福祉,而政府即使处于最佳状态,也是必要之恶。由于良知不能可靠地支配每个人的行为,人们便交出部分财产以保护其余财产。因此,安全才是政府的真正目的;一种政府形式在以最小代价、最大利益提供安全的程度上,才更可取。这一隐喻生动呈现了政治权威的代价,同时也为有限政府作为应对人性缺陷的方式留下了空间。
从自然交往到政府
潘恩通过一个思想实验阐述这一观点——一小群人定居在地球上一个偏僻的地方。在自然自由的状态下,社会会是他们首先关注的事——与几个人协力合作相比,一个人独自更难有效满足基本需求。四五个人可以建成一处尚可居住的住所,而一个人或许辛劳大半生也无法完成这项工作。因此,在法律或正式政府成为必要之前,共同的需求便会把定居者联结起来。
这种早期和谐是有条件的。只要定居者彼此公正,相互扶助就能使法律和政府变得不必要。但当他们克服定居之初的困难,并逐渐淡化对共同事业的依附时,道德上的缺陷便会造成对政府的需求。宫殿隐喻为这一发展过程提供了令人难忘的终点——政治秩序回应了真实存在的缺陷,但其宏伟气势却与它意在调节的、更为自然的社会纽带形成对照。
隐喻在君主制批判中的作用
相关论证将这种对比从一般意义上的政府延伸至君主制。潘恩认为,人原本平等,并追问有什么自然或宗教依据能够证明国王凌驾于臣民之上是合理的。他还指出,早期人类社群没有国王,并以荷兰相对和平的状况作为论据,反驳君主制是秩序必要条件这一主张。
潘恩对《圣经》的论证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意象对王权神圣性的否定。他说,早期以色列人没有国王,并将他们的政治安排描述为一种由士师和部落长老管理的共和政体。他把他们后来要求立王说成一种全民性的迷误,并讲述基甸拒绝统治者之位,坚持应当由上帝统治。在这一论述框架中,宫殿不只是行政权力的标志——它还标示出一种人类制度;依潘恩的解读,这种制度声称拥有本不应属于它的崇高地位与敬意。
历史代价与修辞力量
潘恩援引的历史事例赋予这一隐喻以政治意义。他认为,世袭继承使政府可能落入愚昧、邪恶或不称职的统治者之手,并质疑世袭继承能够防止内战这一说法。他列举了英格兰自征服以来的历史——三十位国王和两位未成年君主曾经在位,而王国经历了八场内战和十九次叛乱。约克家族与兰开斯特家族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则提供了另一个例子——从亨利六世统治时期到两家在亨利七世统治时期合并,期间发生了十二场会战,尚不包括小规模冲突与围城战。
这一表达的力量,来自它将上述政治历史与全书关于社会起源的论述结合起来。这个意象并未把王室的壮丽视为合法性的证明;相反,它将宫殿重新描绘成失落的证据,并揭示君主制可能带来的混乱。这种颠倒支持了潘恩更广泛的主张——应根据传统政治安排的实际后果及其提供安全的能力来加以评判,而不能仅仅因为它们年代久远,就将其视为神圣而全盘接受。